杜志雄身处草业研发中心改良后的草地。（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杜志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理事长。

　　那同样是一个炎热的夏天。

　　1981年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安徽铜陵的稻田里，暑气蒸腾。18岁的杜志雄正脚踩水稻脱粒机抢收早稻。

　　“有多热呢？脚下的水田被烈日晒得咕嘟冒泡，因脚气溃烂的皮肤浸在泥水中，碰到稻茬子便是钻心地疼。”

　　正忙着，家人从远处跑来，声音穿过田埂：“考上大学了！”

　　即使44年过去，杜志雄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瞬间：他扬手扔掉手里的稻草，猛地仰头望向当空烈日，晃得他一阵眩晕。脱粒机兀自嗡嗡空转，却盖不过他擂鼓般的心跳。

　　而哗啦一声散落在泥水中的稻草，成了他戛然而止的农民生涯的最后记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改变了杜志雄的身份。然而，此后的40余年，他与土地的连接，却从未真正切断。

　　忧土：植根田野的问学者

　　离开土地之前，杜志雄回头望了一眼。

　　泛着粼粼波光的稻田，纵横交错的沟渠，丘陵间零星散布着的蓄水塘，和那浸润着他汗水与童真的年少时，都在绿皮火车的窗外渐次后退。

　　上世纪80年代的皖南乡野，高考，对于农村学子来说，犹如“跳龙门”。

　　帮助杜志雄填报志愿的高中老师说，农业经济专业对于他这个“农村娃”来说，是最合适的专业。杜志雄不太懂老师话语的深意，他对大学专业的了解还停留在“数理化”的层面。但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知道，当下农业正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被压抑的创造力和生产热情亟待释放。这意味着，土地关系即将迎来剧变，而一场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

　　当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时，才读懂了老师的深意：农业经济学，是读懂土地的一把钥匙。这门学科所研究的，是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其中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知识赋予他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土地在他心中有了全新的维度与感受——不仅仅是温饱的依靠，更是承载着国计民生的厚重命题。

　　“传统农耕时期，土地是生存保障的唯一情感纽带。”杜志雄剖析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土地的部分功能被社会保障体系如新农合、养老保险等消解，但仍承载着养老托底、失业返乡缓冲等关键功能。”

　　年少时对时代脉搏并不真切的感受，如今已经升华成系统的学术追问：如何释放土地的生产力？40年深耕，他始终在沃野上躬身求解。

　　杜志雄又以另一种方式重返土地。

　　书斋之外，土地才是他真正的课堂。杜志雄笃信实践的力量，他常说：“只有真正了解农村的现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只有深入农村一线，才能真正理解农民，理解他们随时代变迁不断变化的需求，理解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因此，他的学术履历，写满了跋涉的足迹。哪怕鬓发染霜，依然步履未歇。前脚刚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参加乡村建设与现代化的调研回来，不久后就要奔赴下一个田野。

　　而这些田野间的成果，落在学术文章、政策建议中，也落在政协的履职平台上。他先后4次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协商会和对口协商座谈会上，分别就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加快农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等问题大声疾呼。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农业界别的小组讨论中，杜志雄冷静地投下一枚“石子”：“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2019年年末全国耕地19.18亿亩，比10年前减少了1.13亿亩。”

　　他的态度坚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贯穿粮食生产、储运、消费全环节，但核心在于保持综合生产能力，其中‘量质并重’‘用养结合’保护好耕地更为关键。”

　　数字无言，责任千钧。这份对土地的深切忧患与守护之责，已更深地镌刻进杜志雄的生命中。

　　识农：从泥水中滚出的真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招生面试中，杜志雄常常听到面试者自陈：“我生在农村！我有情怀！”

　　年轻人眼中熟悉的火焰，总能让杜志雄心头一热——12岁的少年，在生产队挣着微薄工分，亲历过人民公社的“磨洋工”，也在包产到户的“双抢”季里，和全家一起在泥水中拼抢丰收。他深知出身农村的研究者的天然优势，他们有着从田埂里长出的共情，对农民的汗珠砸进泥土时的叹息更能够感同身受。

　　“农活之累、农民生活之艰辛，我体会尤深。”杜志雄沉静地回忆道，“那种超乎寻常的劳动强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乡村有了最切肤的认识。”正是基于此，他日后投身研究时，笔下流淌出对乡村问题的理解，无不深深烙刻着那段岁月的印记。

　　“这是从任何文献中都无法复制的学术基因。”杜志雄目光深邃，字字千钧，“没有在泥水里滚过，读不懂中国农民。”

　　可是，杜志雄同样警惕感性所带来的局限。他清楚，苦难本身并不会直接转化为真知，甚至有时候，过度沉浸于熟悉感反而会模糊认知的焦距，被“见惯不惊”遮住了对深层矛盾的挖掘和理解。

　　于是，杜志雄会再次温和地追问：“能提出什么研究问题？”

　　从见证苦难到解构苦难，才是杜志雄所期待的跨越。而这条学术路径的转折点，就在于能否穿透现象触及本质。

　　因此，杜志雄始终强调，研究者必须扎根具体的“人”。他喜欢读史，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再到现代智能，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无不是“人”在时间长河中奋进的故事。

　　“农民，是乡村的居住者、生产者、建设者与维护者，是乡村振兴毋庸置疑的主体。”杜志雄随即话锋一转，“但在具体政策实施中，许多地方的农民主体作用，并没有真正得到充分的发挥。”

　　这涉及政策文本的微妙差异，“涉及权利的赋予、处置与调整的，更强调农民的主体性；涉及利益增进、改善与调整的，则强调的是农民的参与性；既涉及权利，也涉及利益的，则同时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性。”

　　症结也随之浮出水面：文本赋予的“主体地位”，是否真正点燃了农民内心的“主体意识”？杜志雄认为，唯有更完善的顶层设计、更具体的操作方法、更先进的发展理念，才能够保障农民的主体性，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对农民的深切关怀，最终凝结成他学术研究的核心指向——“要千方百计推动农民增收”。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研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杜志雄说。他又回归到农业现代化的内核——将人类最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系统性地注入农业生产体系，从而在既定的、有限的资源禀赋约束下，不断拓展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从而实现产量的持续增长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性跃升。“这正是农民增收最深厚的源泉。”他目光灼灼。

　　杜志雄喜欢画思维导图，复杂问题必条分缕析，靶向施策。它们共同的指向，只有一个：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笑容真真切切扬起来，让“受益”二字，沉甸甸地落在这片他们世代耕耘、也将托举未来的最坚实土地上。

　　逐梦：归乡路上的振兴图景

　　如今，每当杜志雄踏上皖南故土，眼前的巨变总让他心潮难平：宽阔笔直的村村通伫立两旁，成片平整的农田向远处蔓延，望不到边；阡陌道路、硬化沟渠纵横交错……

　　这曾遥不可及的图景，如今跃然眼前，自豪悄然爬上他的眉梢。

　　“但绝不止于此！”他兴奋地描绘着乡村发展的广阔前景。他反复提及的，就是浙江湖州的“溇”文化。当古运河畔的旧村落变成活态博物馆，村民在戏台上演绎百年前的纠纷调解场景，城里人驱车来体验“矛盾化解剧场”时，他看到的不是文旅噱头，而是逆城镇化的密码。

　　“全国已有超1200万返乡入乡创业者。”脱口而出的数据背后，凝结着他对“乡愁”的深刻理解。“乡村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从未如此优越——人口结构剧变，城市新移民对故土的眷恋，为沉睡的乡村文化注入活水；绿水青山的生态禀赋，让农旅融合生机勃发。乡村，是传统生活的‘活化石’，激活它们，就是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库。”

　　人才始终是杜志雄心头最重的那块石头。“过去忧心‘人往何处去’，如今焦虑‘人从何处来’，更紧迫的是‘人来了，如何扎下根、干出彩’！”紧迫感穿透字句。

　　“文化、艺术、生态……乡村的宝藏太多了！”谈起乡村的潜在价值，杜志雄的语气充满深情和笃定，“正是这些看不见的‘财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他坚信，只要不断发掘这些价值，乡村就能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热土，“这里，一样是海阔天空！”

　　杜志雄强调，不要让培养人才的政策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要扎实落地。这样才能真正地给予乡村人才更多的尊重，体面地参与到这个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来，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

　　学者的习惯，让杜志雄的思考拥有逻辑与历史纵深感。他深知，中国农村资源禀赋各异、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多样，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丽乡村“万能模板”。面对“千村一面”“城市化面孔”等困境，他呼吁精准施策：政府需强化规划引导，因地制宜编制方案，将环境治理重点、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等有机融合，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未来乡村什么样？”面对这个问题，杜志雄没有描绘虚幻的蓝图，而是目光炯炯地给出一个朴素却极具颠覆性的答案：“要让种地，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每次调研结束，杜志雄都会习惯性地在田边走一走。他缓缓弯下腰，动作却无比自然，像40年前在铜陵的稻田里那样，靠近温润的土地。

　　水声汩汩，如大地均匀的呼吸。

　　那一刻，他不再是学者，只是一个归来的赤子，在倾听土地最深沉的脉动。（人民政协报记者 王亦凡 张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