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从一封绝密函说起。

　　2016年，一位88岁的老人托人找到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要捐赠一封绝密函。

　　听到这个消息，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和同事拜访了这位石云山老先生。在石老家里，陈红彦看到了一张长11cm、宽10cm的小纸条，薄薄的纸片上密密麻麻写了1000多个字，全是蝇头小字、名字也用代码保护起来。

　　“这是浙东地下党的一封绝密函。当时新四军浙东纵队主力北撤，电台用不了，只能靠这样的‘条子’传递消息，方便携带、易于隐藏，情报也比较准确。”陈红彦回忆石老的讲述。

　　可惜的是，因为时间太久了，这封绝密函的部分字迹变得模糊，有些内容不好辨认了。“石老生活很朴素，但是这封绝密函被精心保存下来，让人非常感动。”

　　“故纸”无声，却诉说着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这些感动，陈红彦铭记于心。

　　2023年，又有同行找来，这次是山西兴县的关向应图书馆红色革命文献的保护问题。

　　此时，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陈红彦意识到，全国可能还有大量这样的基层单位。比如，“我在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时，在沿线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注意到一些展品的原件遭遇酸化、破损的问题。”

　　近年国图对馆藏革命文献做过专业检测，数据显示馆藏文献均有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一些重要文献将面临50-100年间逐步消亡的危险。

　　“革命不容易，保存下来红色文献同样不容易。这些文献和史料值得我们精心保护，让更多后代亲眼看看历史本来的样子，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陈红彦开始思考如何助推红色文献的保护工作。

　　2024年3月1日，陈红彦向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全面开展红色文献保护的提案》。

　　“红色文献一般是指1921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建立新中国的革命历程中形成的图书、期刊、报纸、手稿、文件、图片、海报、传单、宣传标语、票据等各种文献资料。此外，产生于1921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部分文献，也属红色文献范畴。”

　　提案先说明了保护范围，又直指保护和使用的问题所在：未经过全面普查、家底不清，文献酸化老化严重、急需抢救，保护措施不到位，利用不足。

　　对问题的了解来源于多年工作实践。在古籍馆恒温恒湿库中，存放着1911至1949年民国时期的文献。

　　抗战时期，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先生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注重搜集当时的抗日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创建了新善本手稿特藏库，专门用来保存革命文献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献。通过征集、搜集、捐赠等方式，古籍馆现在保存了2万多册革命文献。其中，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献最多，大概五六千件；抗战时期大概两三千件。

　　“日本投降时的号外、安娜·斯特朗的手稿都在我们这儿。另外，还有马列经典著作的早期译本、《共产党宣言》等革命准备阶段和发展阶段的重要文献。还有一类藏品是‘伪装本’，是革命年代的特殊产物，从封皮儿看是课本、医书、传统文学，翻开里面是红色文献，比如馆里收藏了一本《文史通义》，内里其实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形势的严峻、革命环境的残酷，也能感受到前辈们为了革命成功、对抗敌对势力或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想尽一切办法让革命‘火种’更广泛地传递出去。”

　　在陈红彦眼里，它们是历史的“声音”，从中读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新中国建立起来的整个过程。

　　在陈红彦心中，它们更是历史的“生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及时抢救，红色文献会慢慢消失。

　　“过去的纸张木质素含量比较高，酸化老化致损的速度快，几十年后，一些纸质文献面临酸化、老化和脆化，有的甚至一碰就碎，再保存下去就很难。”

　　“革命年代的条件非常艰苦，在没钱也没时间的条件下，纸张和印刷质量也无法精益求精。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红色文献一般泛黄，甚至有发红或发褐的情况。”

　　如何让这些承载历史使命的“故纸”延长寿命？

　　在提案中，陈红彦建议：迅速开展文献脱酸，抢救酸化文献，延续其寿命。近年来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自主研发的脱酸设备、脱酸液，价格较进口产品大幅降低，脱酸效果好，实验室数据证明可以延续200年以上的寿命，建议尽快推广使用，脱酸后的文献控制好存藏环境，减少环境对文献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开展文献修复。

　　“以前在国外也看到了成熟的脱酸技术，但是国外的脱酸设备和试剂价格太贵了，我们是用不起的，因为文献量太大了。后来我们有了古籍保护科技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脱酸液和脱酸设备。经过专业测试，我们的技术被证明是科学有效的，对人和文献都安全。馆里也陆续开始脱酸工作，一些酸化的文献重新恢复了原来比较结实的状态。”

　　陈红彦的提案得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主动联系国家图书馆和陈红彦沟通提案办理事宜。国家文物局成立不久的革命文物司还到国家图书馆作了调研。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红色文献保护工作如何开展。

　　陈红彦说：“我们重新梳理了革命文献保护亟待开展的一些工作，比如尽快开展革命文献普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摸清家底。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摸清楚保存状况，判断损坏程度、厘清轻重缓急，对那些亟待抢救的、存世少的文献优先抢救，然后陆续全面铺开红色文献的修复保护。”

　　“最重要最直接的保护还是脱酸，巩固并延长它们的生存时间，可以延续它们两三百年的寿命。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数字化、复制品等‘化身千百’的方法。如果没有脱酸，让它柔化，本身脆化的文献在复制过程中可能会遭到破坏。”

　　更进一步设想，两三百年之后，肯定还有更好的保护办法出来，到时候这些宝贵文献可以继续“活下去”。

　　提案办理单位与陈红彦达成一致的还有人才培养问题。“希望培养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览传播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让红色文献和其中承载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

　　了解的人多了，共同保护的人也就多了。

　　无论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希望，红色文献可以永远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