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龙（左一）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界别联组会议上与其他委员交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灿龙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一辆二八大杠，是王灿龙最喜欢的交通工具。

　　车座磨掉了皮，车筐里放着公文包，他骑着它，从容地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到研究所上班，到政协参加会议……

　　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一如他深耕语言研究的那份笃定与从容，也仿佛与喧嚣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

　　独守书斋写华章

　　做研究时，王灿龙也喜欢适当地慢下来。

　　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性质、语音、结构、语义、功能以及语言的发展变化等，从而形成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词汇学、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分支学科。

　　王灿龙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大多数时候，他的研究时效性并不强。写完一篇论文的初稿时，他会把稿子放在那里，搁置一段时间——短则一两周，长则数月，最长的一篇历时五六年，几经修改后，初稿内容仅仅保留了三分之一。

　　比起论文发表所带来的现实成就，王灿龙更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得先自己满意”。对于他来说，沉淀与回望的过程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放一段时间回过头再看时，会发现一些问题，也会有新的想法”。

　　这是王灿龙一直以来非功利的、从容的思考框架——对待学术与人生，他始终质朴谦逊，从不张扬。

　　这与他的人生轨迹有关。

　　1981年从安徽省的一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王灿龙先后在小学、中学任教，教过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地理和英语，差不多学校缺什么他就教什么。直到37岁，他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博士毕业，真正意义上步入语言学研究领域。

　　这段被他形容为“曲折”的经历，赋予了他别样的从容。工作、生活、城市在变，不变的，是对专业精进的执着与内心的笃定。

　　板凳甘坐十年冷。王灿龙扎根于浩繁庞杂的语言材料中，需要从中梳理头绪，分析归纳规律，透过语言现象把握语言本质，提炼语言规则。有时候，他还会做一些历时语言学研究，为现代汉语的某些现象溯源，“了解源头，视野才开阔”。

　　在日复一日的研究中，王灿龙渐渐品出乐趣。他发现，古今词义有很多一脉相承的地方，现代汉语里的许多词语都与文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中，有些词语的基本意义得以保留，同时也有不少词语的含义发生了显著变化。

　　“比如‘江’与‘河’，‘江’最初专指长江，‘河’最初专指黄河。现在二者的含义均已泛化。所以即使某个字与现代写法完全相同，其意义也可能古今迥异。”

　　语言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在研究中，王灿龙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语言学研究有继承性、民族性，也有原创性、时代性。传统文化中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通过语言研究挖掘与阐发，从而在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有所作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给语言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课题，语言学者积极关注社会语言生活，探索指导实践的学理支撑。

　　王灿龙在心中沉淀出一种使命感——“我们必须厘清本国语言文字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与当前状况。这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更是关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工作，必须有人潜心研究、担当此任。”

　　书斋之内，这份使命感成为支撑他沉潜于故纸堆的内在动力，也让他的研究不断激发出新的思考。

　　推窗望见新词海

　　与此同时，书斋的窗，也正向鲜活的语言世界敞开。

　　接受采访时，王灿龙带来一本自己的书，名为《语言使用的智慧与奥妙——一名语言学工作者的阅读手记》。随手翻阅，处处是他的观察所得。

　　《“相向而行”的隐喻用法》——源于有关国际事务的新闻报道；《不能吃的“套餐”》——这是从生活中发现的：套餐的原意是搭配好的成套供应的饭食，而“手机话费套餐”等用法则是赋予旧词以新义；《“灰常”岂能取代“非常”》——这是关于网络语言出现在严肃媒体上的探讨……

　　专业使然，王灿龙日常阅读书报、收看电视、浏览网页时，总是格外留心观察语言文字的应用。遇到感兴趣的内容就会随手记下，然后细加揣摩，整理成深入浅出的评析文章。

　　这近乎本能——面对当下鲜活的语言现象，他始终保持着敏锐度和好奇心，既是研究者，也是观察者。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近年来，社会不断变迁，网络广泛普及，社交媒体发展，新词、流行语迭代加速，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更是层出不穷。

　　如何看待网络用语和流行语？它们的迅速流行对于汉语这样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意味着什么？

　　王灿龙持有一种客观、冷静的理性态度，“流行语的产生是语言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语。”他认为，由于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勃兴，语言使用迎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流行语产生的方式、传播的途径都跟以前大不一样。大浪淘沙之后，很多网络流行词在使用的过程中慢慢被淘汰了，只有那些能够填补语义表达空缺、形式新颖且契合汉语词语系统的流行语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终为全社会所认同和接受，成为有生命力的语言表达形式，更好地满足人们语言表达的需要。

　　因此，王灿龙特别强调，要让语言拥有自我发展的空间，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有些网络词语会成为普通词汇的一员。“比如‘给力’原本是网络用语，但如今已经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他举例道。

　　王灿龙认为，网络语言作为当下的客观存在，虽然在语言生活中颇受关注，但它并非语言的主体，也难以撼动语言的基础。“规范管理是必要的，但态度上不必‘一棍子打死’，该规范的规范，该引导的引导。汉语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有强大的自我净化和发展功能，自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规范的目的是促进语言文字的良性发展，而不是扼杀语言文字里的新生事物。“要在语言的‘创新’与‘规范’之间把握好合理的尺度。不能让语言‘创新’损害语言规范，也不能让语言‘规范’影响语言创新。”

　　对于依赖网络用语进行交流而致使正常的表达能力弱化、语言应用碎片化和电子化等问题，王灿龙告诫，年轻人要避免养成网络依赖，尤其对学生而言，最初的阅读和写作训练要全面系统、科学规范，练就扎实的基本功，不能一开始就依赖互联网和手机等智能终端。

　　忧心于大众对汉字的日渐生疏与误区，研究语言近30年的王灿龙，开始产生与大众对话的冲动。尽管研究工作繁忙，他仍投入时间，利用互联网、报纸等有关媒体平台，就语言文字的相关问题发声，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力图为提高大众的语言文字素养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王灿龙深知：“只有经过研究，去除繁冗，撷取精华，才能将艰深的东西讲得通透，尽可能地贴近普通人。”

　　走出书斋天地宽

　　书斋的边界，在王灿龙心中早已无限延伸。潜心书斋的他，目光却从未囿于书斋之内。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深知语言学研究的意义最终要落脚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于是，他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专业出发，拓展视野，延伸触角，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领域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王灿龙尤为关注语文教育。早在2019年，他就提交提案，建议推进“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加强“大学语文”素质教育。之后的履职生涯中，也多次提交相关提案，呼吁加强课程教育并加大国家社科基金对大学语文研究的支持，引发了众多大学语文教师的深切共鸣。

　　背后的现实是，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写作水平不高，文理不通、表达不顺的情况较为常见，甚至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存在语言表达错误的也绝非个别。而除中文、历史等少数几个专业的学生外，其他大多数专业的学生在大学里不再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写作训练。

　　“写作和口语表达的好与差有时直接关系到工作效率甚至事业成败等。”王灿龙建议，通过修订教学大纲、调整课程内容、设置独立教学部门等方式，让大学语文课程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将重点放在阅读和通用写作方面，注重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如果认为改革难以立即启动或一步到位，则可以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先行试点。试点的同时，由有关部门牵头进行深入调研，为实行全面的大学语文课程改革进一步了解情况，摸清底细，做足准备。”

　　从更宏阔的视角，王灿龙认为，汉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是中华文化主要的书面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承中华数千年文明、促进民族融合和维护国家统一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汉字是值得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的一种文字，我们的文化自信应该包含对汉字的自信。”王灿龙说。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进民族团结进步，都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其角色至关重要，因而对语言文字研究提出了更多、更新、更高的要求。

　　因此，作为语言学工作者，王灿龙不断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普及、推广建言献策。为适应新时代，他呼吁语言文字研究在夯实基础研究的同时，必须前所未有地重视应用研究。“基础研究是出发点，应用研究才是落脚点。要以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使成果更好服务国家与人民，体现研究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正如王灿龙在自己著作的前言中所说：“假如有人看过这本小书以后，进一步认识到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从而更加重视语言的学习与应用，那么我的这点努力就算没有白费。”

　　书斋的灯，化为守护语言的光。（人民政协报记者 王亦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