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畅谈台儿庄之行
郁达夫(右三)在台儿庄劳军存照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成立,郁达夫在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
郁达夫以这一身份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做抗日宣传工作。在此期间,郁达夫曾赴徐州劳军,归来后,接受了《民国日报》和《西京日报》记者的采访……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矶谷廉介两个精锐师团3万多人分两路从临沂、滕县夹击,企图向战略要地徐州逼近。日军精锐的矶谷第十师团和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在100多公里的战线上,经过16天的鏖战,以中国军队的大胜、日军的惨败载入中国抗战史册,史称“台儿庄大捷”。“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此行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批准的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将军。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答应史迪威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发表于某军事杂志,在美国政府和军方人士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这次前线考察让郁达夫受到了极大鼓舞,回到武汉后迅即撰发了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
关于上述史实,已多有研究者予以记述,后世读者也较为熟悉,在此不赘。不过,笔者新近发现南宁《民国日报》与《西京日报》之上,都曾于1938年4月30日报道过郁达夫等台儿庄劳军之事,且在报道中有不少未见于后世的内容,对于深入了解这一事件以及研究郁达夫生平,不无裨益。现转录《民国日报》报道原文如下:
郁达夫氏对记者谈
从台儿庄前线归来之感想
士兵自信敌以炮火抵不过我之忠勇
敌苦于久战思乡心切失了战斗能力
【“中央社”徐州廿九日电】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郁达夫、李侠公、杜冰坡、罗任一、庄智焕等日前来徐,转徐前线慰劳英勇抗战将士,现已分别回徐。记者昨遇郁氏,承告此行观感云:此次我们奉政治部之命,前来慰劳将士,一面也想看看前线的情形,如军民合作的现象,士兵风纪的整齐等等。我们到了台儿庄,到了利国驿,从前线归来,感想很多,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此次的实地观察,更加强了我们最后胜利的确信。分开来说:(一)我们的士兵已经有了十足的自信,觉得敌人的炮火、战车、飞机的乱轰乱放,终抵不过我们的忠勇刚毅;(二)是老百姓抗战心的加强,敌人轰炸得愈厉害,奸淫掳掠得愈凶,老百姓的自卫与协防的工作也做得愈周到。台儿庄一役,敌死伤万余人,郯城邳县峄县诸线敌人的伤亡,每日总在三四千人以上。敌人想雪台儿庄的奇耻大辱,躯其疲惫之各路残兵,集合其津浦南北两段,未战就已先露出败兆。因为这些残兵,都已苦于久战,思乡心切,虽勉强集中,实早已丧失了英锐的战斗能力。于这一次检阅了许多俘虏及战死者的手记家信及日记之后,更甚明白。最使我们感觉奇异的,是在台儿庄作战的许多华北驻军板垣矶谷部队的手记,他们都是与“二二六”事件有关的青年将校及士兵,都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法西斯主义者,而在他们的日记里,我们可见到了“被役前的错误观念害怕了”等忏悔畏法之辞。此外的感想还很多,当于去武汉之后,再慢慢的(地)写出来。
上述600余字的报道,主体内容为郁达夫向记者畅谈台儿庄劳军之感想。南宁《民国日报》与《西京日报》的报道,除标题在文字上略有不同之外,其主体内容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这一报道,应当皆源于1938年4月29日自徐州发出的同一份新闻通稿,此稿当时全国各地的官方报刊均有转载,不仅仅局限于南宁、西安等地。可想而知,此次记者对郁达夫的采访内容,对于国内广大读者而言,应当有着普遍的影响力。
报道中,郁达夫着重谈了两个观点,即中国军民的必胜信心的增强与日军兵士的厌战悔罪心态的渐起。应当说,“台儿庄大捷”以来,郁达夫的这两个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中日战局确实也因之发生着重大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提到的所谓“二二六”事件,乃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政变。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官纠集1400多名官兵发动政变,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高级官吏住宅,杀死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并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试图推动所谓“昭和维新”,建立以皇道派军人为核心的军国主义独裁体制。
事实上,“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少壮军官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以此为契机,广田弘毅组阁后,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成立,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步伐。一年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也就此拉开序幕。
郁达夫提及的“‘二二六’事件有关的青年将校及士兵,都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法西斯主义者,而在他们的日记里,我们可见到了‘被役前的错误观念害怕了’等忏悔畏法之辞”云云,说明即便在日军内部的少壮军官群体中,经历了台儿庄战役的惨败,他们曾经标榜一时的所谓“武士道”精神也开始有所动摇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讲,“台儿庄大捷”在中国抗战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的确非同凡响。
(作者系四川文史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