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气候变化，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

　　——访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朱定真

　　本报记者 司晋丽

　　近来，关于各地高温的新闻，引发公众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的关注。这当然不只是普通人的“体感”，联合国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自然灾害数量增加了5倍，给人类造成的损失绝对值也成倍增加。

　　应对气候变化，无论从理念还是行动，都比以往显得迫切。

　　极端天气的主因是全球变暖，并非厄尔尼诺。地球上的温度趋暖，这是真正的背景所在

　　记者：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公告，确认热带太平洋7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件。因此，公众不可避免地会将今夏的高温天气与之产生联系。您认为今年的高温与厄尔尼诺相关吗？

　　朱定真：厄尔尼诺是指出现了一个相对异常的现象，全球某一个关键海区温度偏高，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但这种紊乱有一个滞后性，作用不会马上显现，它的影响是会滞后的，至少现在的高温天气还不能马上和厄尔尼诺产生联系。我们现在还在预测厄尔尼诺是中等强度、中等偏强还是强度，不同强度带来的影响级别也不一样。持续高温天气真正的大背景是全球变暖。全球变暖的趋势一直在持续，地球上的温度一年比一年更暖，这是真正的背景所在。我们过去在研究气候变化的时候就有一种推论：因为气候变暖，全球极端事件的频率强度会增加，事实证明了这个推论的正确性。

　　记者：中国气象局近期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显示，2015～2022年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8个年份，极端强降水事件也增多了。

　　朱定真：极端气候不仅包括暖事件，也包括冷事件。例如，极地的环流紊乱了，可能极地的冷空气在不同的季节会南下造成一些冷事件。我国降雨量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降雨天数少了，那就说明降雨的强度增加了，一次降雨就可能达到特大暴雨，可能引发洪涝等自然灾害。

　　记者：公众都想知道气象预报中的温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就拿今年北京来说，预报温度最高达到40摄氏度，但大家的体感温度却还要高一些，所以难免会对气象预报的精准度产生怀疑。

　　朱定真：有些公众认为，气象部门有意不报高温，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对预报是有考核的，即使是出现±1度的偏差，都要扣分的。那么怎么解释公众的感觉有偏差呢？因为我们报的温度是百叶箱温度，而不是地面温度。这也是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测量标准，各国都要遵守，所有的气象台用的温度一定是观测场内的百叶箱中的温度计温度。这个观测场的要求是平坦的地面（50米×50米），周边没有明显的水体高楼遮挡。百叶箱不能受近地层温度的影响，要离地1.5米、避阳避光又通风，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一个阴凉环境里面测量的。它的温度和直接在太阳光下、柏油马路上或者绿地上进行测量的温度都是有差别的，如果气象预报报到40摄氏度了，那么太阳下肯定远远不止40度。

　　记者：怎么才能确保各地都使用国际统一测量标准？

　　朱定真：当全球某地报出了一个极高或者极低的温度以后，世界气象组织会派专家到当地去校准观测环境的仪器是不是准确，流程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不是，那么这个记录作废，必须是按照标准的记录才能载入史册。所以温度测量是很科学，没有半点马虎。我们的温度计都得校验的，一段时间就得校准一次，就像血压计一样。

　　我们现有的抗灾能力，能不能适应未来气候变化？

　　记者：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极端天气频发会造成哪些不利影响？

　　朱定真：中国跨越的纬度带多，包含的气候类型多，同样自然灾害的种类也非常多，大致可分成5大类，35种主要灾害。自然灾害多、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就是中国的一个国情。假设气候继续以这种趋势变化下去，相比几十年前，以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发展规模、经济活动来说，同等灾害造成的损失的绝对值要大许多。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的设防阈值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标准。

　　记者：这听起来令人担心。用过去的防御标准，能应对未来的风险吗？

　　朱定真：一些干旱地区出现降水增多趋势，也意味着当地将会面临目前公共基础设施承载不了的自然灾害。例如，在西北一些地方，降水20毫米就可能造成道路冲毁，河道垮塌。特别是在黄土高原一带，很多的村落建在黄土上，我们想象假如西北部降雨量增加，土壤里水的饱和度也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现在一些农家乐都有漂流项目，假如气候变了，这些地区的上游或者当地降水强烈，洪水严重的话，现在的设施是不是能经受住考验？这些都需要未雨绸缪，做好规划。

　　记者：眼下已经进入汛期，一些地方在防汛排涝的同时，也提出蓄水，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朱定真：从战略上讲，通过技术创新做好蓄水工程，对于应对水资源风险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措施。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水，一方面必须要应对洪涝灾害，另一方面，人口膨胀、用水量增加、气候变暖带来的蒸发量增加等诸多因素，导致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我国的气候特征和同纬度的欧洲不同，欧洲雨量相对平均，但我国是单峰型的降水。过去，在4-9月的汛期里，我们通过修堤坝将水排掉；到了秋冬季，又面临缺水的状况。所以，在泄洪的同时设法蓄水，是值得提倡的。

　　记者：总体上看，怎样评价我国防范自然灾害的水平？

　　朱定真：我国的防灾策略是在经验教训中不断摸索，随着科技进步，在科学认识中不断加深的。过去，大家常说“战台风”“抗台风”。现在，我们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变成了“防台风”。我们的策略很清楚，是政府主导、预警先行、部门配合、公众响应，一到防御之时，整个体系就运转起来。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也开始效仿我们的做法。这里面当然涉及跨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气象预报要预报得早、报得准，还要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怎样进行防范，以使每一个过程的风险降到最低。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叠加做预警，这应该是一个新的方向。

　　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国家应及时调整战略，重新摸底农业气候区划

　　记者：农业是最典型的靠天吃饭的行业，怎样看待全球变暖对农业的影响？

　　朱定真：气候带会随着全球变暖发生摆动。比如说，南面的气候带会向北挪，是否还适合生产原有的粮食、经济作物？这就有可能带来粮食生产布局的调整。实际上现在很多事实已经出现了。例如南方双季稻区可种植北界向北推移、香蕉可以种到更北的地区。只是大家还没有统筹评估过，如果再往下推三五十年的话，会怎么样？还要考虑将来在高温、自然灾害多发的情况下，种质资源是否能适应既有环境；以及南方的病虫害北移、外来物种入侵路线变化的措施是否要调整。

　　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强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研究开展新一轮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农业气候区划工作。这也是过去五年中，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呼吁的问题。

　　朱定真：对。上一次全国农业气候区划工作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40余年过去了，有必要重新摸底，将现在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结合起来考虑，调整国家战略。

　　记者：您刚才说到气候对种质资源和病虫害的影响，气象部门和农业部门有没有开展合作进行研究？

　　朱定真：据我所知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例如，农业部门有意识地在高浓度温室气体的情况下培育一些种子，保持它的养分、产量。还有一个典型，是高标准农田。去年，很多地区出现了干旱等极端天气，但是对农作物的产量影响没有以前大，就是因为高标准农田提高了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一些农林业的专家告诉我，因为有害物种的入侵，我国每年要损失几百亿元。那么，气候带一变化，它的适宜地区和迁移路线也变了，如果到时再去应对，恐怕措手不及。因此，可能需要建立一些国家级的团队，作为基础性的前沿性的战略研究去立项研究。

　　面对红色预警，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尽快“踩刹车”，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记者：全球变暖这个说法是何时出现，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为定论的？

　　朱定真：20世纪60年代竺可桢先生就提出气候在变暖、未来的全球危机有可能体现在气候方面的观点。几十年前，美国的一份报告也提出，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比战争还要严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5—7年会出一份气候评估报告，到现在已经到第六份了。我们可以看看每次报告表述的演变过程：气候可能要变暖——气候好像真的要变暖——气候真的变暖了——人类活动的因素可能在里面有作用——人的因素真的有作用——有90%多的把握，人的因素起了作用。科学气候定义一定要有一个“30年平均”。如果说30年平均看上去还在这么走，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事实、一个趋势。现在IPCC全球科学家的共识、从全球科学家的上万篇文章文献的结论得出的主流意见，就是全球在变暖。

　　记者：所以减少碳排放、呵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

　　朱定真：我们通过几个经典的曲线得出结论，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加速现代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温室气体排放里面人为的因素就很多了，所以要由人类来减缓它。因此，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实际上是全球的意愿。如果哪一个国家不采取措施，都会影响其他国家。

　　记者：WMO的公报里说，2023年可能会是一个暖年，但是2024年可能是一个最暖年。未来五年中至少有一年能够达到我们预警的温度，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高1.5摄氏度。达到预警温度，意味着什么？

　　朱定真：在去年举行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现在我们是踩着油门在冲向气候危机。”他呼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携手应对，共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落实《巴黎协定》中“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所以面对红色预警，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踩刹车，早日实现“双碳”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国家提出的理念，全球要一起来做，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的义务。

　　记者：中国承诺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现代经济社会已经如此发达，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多有变化，要再回到低排放状态，压力可想而知。

　　朱定真：在10年前、20年前，公众还很难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不认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实现“双碳”目标，压力是巨大的。社会发展不可能退回到原始社会，我们只能依赖技术进步让排放量逐渐达到一个峰值就开始下降。所谓的零排放做不到，只能说排放吸收、消化或者封存，能够达到一个零的平衡。当然这个过程不能是粗放的，它一定是要靠科技创新，要考虑到整个温室气体排放的全链条。例如，我使用一个节能产品，就要算一下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排放量是不是在节能产品使用过程中能抵消。如果抵消不了，它未必是一个完全的节能产品。

　　记者：尽管过程艰辛，但中国作为《巴黎协定》的重要缔约方之一，仍在积极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知行合一，“中国方案”有目共睹。

　　朱定真：从高排放向低排放转变，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受到影响，但长久来看，这个过程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去做一些革新，去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去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准备，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占取主动的地位，所以不是别人逼着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现在我国已经取得一些世界领先的成果，例如，碳减排成效显著；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风电、光伏装机稳居世界第一；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这“新三样”在今年的外贸中也有很抢眼的表现。选择清洁能源、绿色低碳产业成为全球共识。当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发明创造以后，未来的发展前景就更广阔了，而且这是一种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还要尽量地扩大话语权，在国际上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经验或者中国案例推广出去。我觉得中国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