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星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云南大学教授

　　作为一名古生物学者，由于专业的特点，我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就开始涉足科普领域，通过科普文章、科普纪录片和科普报告等形式，传播古生物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二三十年来的实践，让我亲身感受了科普领域的巨大变化——从科普产品的多元化，到科普受众的迅速增长，到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

　　记得我的第一次公开科普讲座是在二十几年前，当时仅仅有几个人来到现场。这让组织者感到有些尴尬，再三向我解释。而刚刚过去的2023年6月1日，我应上海科技馆邀请，给小朋友献上一场节日科普讲座。在讲座通知发放之后，600个座位很快就被预订一空，由于场地限制，一些想来听报告的孩子没能进入会场，让我感到遗憾。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最近几年中，常常有听众专程从外地赶来，听我的科普讲座，甚至有一次，有听众从深圳专程赶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听我的科普报告。这些都显示了公众对科普的强烈需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事业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除了参与科普活动，我也在思考科普对公众的影响，对社会的作用，思考如何更好地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我个人增加了全国政协委员的新角色，我也因此陆续提交了几件与科普相关的提案，建议包括加大小学教育中科学与自然类课程的比重，在大学中设置科普专业，鼓励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科普，增加媒体的科普内容，以及加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建设。

　　其中，对于加强场馆科普的作用，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作用，我的切身体会尤其深刻。由于我从事的古生物学是自然博物馆展示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我也因此参与了有关自然博物馆的一些工作，从整体设计，到内容规划，乃至展品的选择和科学性的把握。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常常思考，场馆科普为什么重要？怎样推动场馆科普的发展？就在今年3月，我参加了上海科技馆组织的一场活动，讨论这些问题，共商场馆科普的未来发展。

　　科普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场馆科普有着鲜明的特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场馆科普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现场性带来的深度互动和充分交流，特别是基于标本和实物产生的科学故事加强了受众的体验感，能够有效推动分享的理念，更好地启迪公众。

　　鉴于场馆科普的重要性和独特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场馆科普事业的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增加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数量，尤其是增加中小城市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数量，积极推动多种形式、多元化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的建设，尤其是民营博物馆的建设，推动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当中的运用，推动博物馆科普教育资源由集中式分布转向分散式分布，推动科学知识的全民普及。

　　这些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出现了多元化和市场化的趋向，科普重点逐渐从知识普及转向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的培养，开始慢慢形成大科普发展格局，这得益于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也得益于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科普事业的重视。

　　2023年，科技部组织修订科普法，这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场馆科普的作用，将是我关注的重点问题。今年6月5日，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北京举办了揭牌仪式，宣告我国自然博物馆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我们需要发挥国家自然博物馆和其他大型博物馆的龙头作用，知识传播中心的作用，同时我们也需要大力发展小微博物馆，让场馆科普触及社会各个角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普需求，推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徐星 口述 本报记者 谢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