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云

　　1893年5月，哥伦布世界博览会在芝加哥举行。顾名思义，这次博览会是为了纪念哥伦布到达新大陆400周年。博览会的组织者意欲溯源美利坚共和国，同时也向世人宣布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登上世界舞台。博览会展示了6.5万件各国文物和最近发明，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美国的技术实力。游客在这次博览会上可以看到“可移动的人行道”、洗碗机，以及世界上第一架钢铁摩天轮，可与1889年巴黎世博会建造的埃菲尔铁塔相匹敌。芝加哥著名的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担任博览会的项目总监，并聘请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rick Law Olmsted）担任博览会的景观设计师。他们向世人展示了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白城”，有庄严的大理石外墙和立柱、精心装饰的喷泉和雕塑，还有以中轴线为基准的对称性广场。最重要的是，这次博览会将维多利亚时代的秩序观和追求精致的价值观展现得淋漓尽致。博览会的组织者向游客传递的强烈信念是：物质进步和道德进步齐头并进。

　　这一代美国人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快速城市化带来的阵痛，他们渴望进步，需要进步。斯宾塞的社会达尔主义使他们相信，苦难、污秽和阵痛是值得为进步付出的代价。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认为，美国的进步从北美殖民地建立起就与美国人的历史如影相随。“关于美洲革命的根源的理论之多，就像有关英雄传说的作者之多那样。从美洲土地上这场冲突中产生的最早的假设，是学校教科书里所尊崇的史话：这场革命是善良的人民的一次激于义愤的起义，他们喜欢秩序井然的进步政治，反对英王乔治三世残暴的、不合人性的和违反宪法的法令。”（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上卷］，徐亚芬、于干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2页）这位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主义史学家，认为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他认为“进步”是18世纪以来最有生气的社会理论——人类由于增进了知识和使物质世界服从人类福利的要求而不断改善其人世间的命运。整个19世纪，工业革命、西进运动，很难讲清楚这两者之间究竟是哪一方面予以对方更多的推动力。但它们作为美国19世纪的两大现象，确实推动美国迅速崛起：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城市化水平不断攀升。而实际上，美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从无序走向有序——不断寻找秩序的过程。

　　秩序是第一需要，但世界时常失序

　　德裔美国画家约翰·加斯特（John Gast）1872年的画作《美国进步》隐喻美国西部的现代化进程。在画中，美国的化身“哥伦比亚女神”身后是光明的东部，前面是黑暗的西部。试想身在19世纪早期的某一个年代，站在阿巴拉契亚山上，想象有这么一个人：他在黑暗里穿行，没有向导，一直在思考他要前进的方向。法国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说，这是一个人在寻找秩序的景象：“极大的希望照亮了他的前路。”秩序是我们前行的路径，或者是赋予我们目的和意义的生活模式。她接着说，我们一定要有秩序。它比食品和住处还重要。除非我们在自己的存在中感知某种和谐与秩序，否则人类的生存状况不堪忍受。“秩序是人类的第一需要。”（Simone Weil,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 Mankind, translated by Arthur Will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p.10-11）然而，对于经历过内战、重建和镀金时代的那一代美国人来说，比如文学家马克·吐温、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内战后的美国社会呈现某种失序状态，陷入一种混沌的现代性漩涡之中。就像《约伯记》描述的那样：“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两个表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成为反现代化现象的主要因素。社会的进步并没有随着物质的巨大增长而来，相反，整个社会进入某种意义上的失序。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从而使得长期以来坚持“反城市”倾向的那些人看到了自己坚守的价值。爱默生诗歌里的自然主义、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的思索、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巴尔的摩街头借酒浇愁，代表了知识分子反感城市、回归乡愁的怀旧哀思。人们之所以无限地滋生出怀旧情绪，说明他们不满于现实，要么在现实世界里过得并不体面，要么因社会的不公无所适从。陷于社会和灵魂的双重失序之中。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拉塞尔·柯克说：“失序状态是一种混乱且痛苦的经历，如果一个社会陷入总体性的失序状态，许多社会成员会消失。如果社会成员处于精神上的失序状态，那么共同体外在的秩序也无法持久。”（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页）

　　在美国文化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洛托金笔下，从边疆走进白宫的西奥多·罗斯福这位“进步主义”总统和改革斗士典型地代表了处于失序的世纪末的美国人的矛盾心理。“他牺牲生命，或者至少是毁弃自己‘自然的’生活方式，为的却是他不屑一顾其酬答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生存手段也是他所不以为然的。他是美国的矛盾心理的人格化：他压抑自己，过着原始生活，从而使自己净化，以此来谴责商业的价值观；但这种压抑本身，却由于（通过屠杀印第安人）为进步的将来做出了贡献而得到认可。”（Richard Slotkin,“Nostalgia and Progress: Theodore Roos⁃evelt's Myth of the Frontier,”American Quarterly, Vol.33,No.5,Special Issue: 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Frontier［Winter,1981］,pp.613）

　　社会的失序、政治大众化过程中的喧嚣和个体矛盾心理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责怪于工业化。白人在北美大陆上的扩张意味着可自由耕种的土地不断减少、荒原景观不断被改变、被破坏、被重塑，这也是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边疆假说”的研究主题。很显然，19世纪下半叶后，所有失序的因素和状态在美国都业已产生：经历了一场战争、劳工运动与工业主义俱来、“边疆的终结”、种族冲突有增无已、权钱交易、治理缺席的政府腐败、自由放任经济法则下的托拉斯粗犷发展……对政治话语和社会秩序具有更为致命影响的是，在对黑奴的长期奴役和对印第安人的不断驱赶甚至屠杀中形成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对所谓劣等种族的天然权利。他们相信，自然法则要求落后种族和阶级让路给那些体现进步主义的种族和阶级。白人对印第安人的胜利完全是仍在起作用的进步过程最原始、最英勇的形式。这个形式将使农民取代猎人，由此推断，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将取代由小农场主、小企业、自耕农、能干的工匠、开阔的区域及处女地所组成的美国。

　　故此，无论是从宏大的工业化背景，还是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微小单元来看，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失序状态。工业主义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正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阶级滋生。对于这样的失序，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比在讲述“社区的危机”时用了一个词语“混乱”（turmoil）来形容。他说，因为这样的混乱而在美国产生的最大的危害就是“孤岛社区”的产生。（Robert H. Wiebe, The Search of Order: 1877-1920, New York: Hill and Wang,1967,p.44）大多数的美国人数十年聚居在相对小的、个人化的中心社区，这样的社会只依赖于社区有效的独立自主和在其管辖范围内管理事务的能力，因此，这样的社会不再起作用。社会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被动地与他们的文化与社区一刀两断，产生了无根个体。汉娜·阿伦特说：“无根者总是有暴力倾向。”他们取代智者的位置，掌握着城市的命运，并成功地颠覆了原有的秩序。

　　农场主（农民）、矿主、商人、社会活动家、城市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经理人等）、极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无家可归者、和平主义者、资源保护主义者等从他们各自立场出发，发出了不满的声音，提出了本阶级的主张。如果每个阶级、族裔、群体、利益集团都从事着为自己利益的改革事业，而不是从国家主义、公共利益的角度着手，那这样的改革不仅无助于重建秩序，还会毁灭秩序的根基。这也是乔治·桑塔雅纳（George Santay⁃ana）在进步时代的1915年发出的警告。新英格兰的思想家和激进分子奥利斯特斯·布朗森（Orestes A.Brownson）很清楚，美国人和支持美国的人必须明白，在哪里才能找到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根基。于是，各种社会运动汇集成进步主义运动。作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城市化的发展把美国人从农村带入到城市，或者采用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说法，即那句如今已经变成陈词滥调的论断：“美国从农村搬入城市。”可以说，多数人是懵懵懂懂地突然迁移到城市之中，他们不再感觉自己是某个秩序中的一员。原有的以血缘、家庭关系为纽带的初级群体让位给异质性强烈的次级群体；他们在城市中感到孤独，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寻找秩序：六个维度的审视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灵魂失序，我们就会跌入一种无常的状态，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如果共同体失序，我们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一种人与人相互斗争的世界。如果说秩序意味着一种系统的和谐机制，不管是指向个人品格还是共同体。那么，进步时代的美国人寻找的秩序主要就体现为在城市生活中寻找自我、寻找那个他们熟悉的将死人、活人和未出生的人联结在一起的秩序；进而通过城市政治和社会秩序，使个体与家庭、家庭与社区、社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他们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履行特定的义务并享有特定的权利，建立起市民社会秩序。

　　1927年5月19日上午，《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一觉醒来看到这样的标题：“疯子炸飞学校，42人死亡，大部分是儿童，目的是抗议高税收。”标题中的疯子名叫安德鲁·基欧（An⁃drew Kehoe）。直至事发当天，在他的家乡密歇根州巴斯镇，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神志健全、和蔼和亲的人。基欧毕业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经营一个农场，还是当地学校董事会的兼职出纳员。没有人怀疑他跟什么麻烦事情扯上关系。但事实却是，他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症，并且谋杀了自己的妻子。银行即将取消他的农场的抵押赎回权，他因此怪罪当地学校税收太重，制造了美国历史上针对儿童的规模最大、最冷血的大屠杀——“巴斯学校惨案”。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通过《那年夏天：美国1927》带读者们回到20世纪20年代，并追溯产生“那年夏天”喧嚣的源头。无论如何，“纽约雪莉荷兰酒店公寓着火”“窗帘吊锤谋杀案”“三K党死灰复燃”等，这些1927年春夏发生的事件都不足以否定进步主义。

　　相反，1927年夏天的那些事件为检阅进步时代或者说为溯源秩序重建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它们给我们机会，停留在1927年的“那个夏天”，回顾美国人如何在失序的状态中重建社会、重塑个体、稳固国家根基。

　　社会运动的维度。从不同的社会运动来看，进步时代的秩序重建要从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运动和改革中寻找根源；从进步主义运动结束时乃至新政时的社会政治中寻找其效果和影响。因此，在社会运动这条线索上，作为对进步时代的城市政治与社会秩序的话语补充，平民党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西部社会秩序。这是一场涉及美国白人向西拓居、并终结边疆线，从而开始在荒原残影中进行哲学思考的运动。接着是涉及两党政治和党内政治分歧的共和党独立派运动，他们以“骑墙”的方式寻求制度改革。再到以赫尔之家为典型的社会安置运动，从孤岛的无根生活到对“集体”秩序的诉求；涉及经济公寓的住房改革立法，既是美国19世纪末以来的清洁运动的表现，也是更广泛的有关移民安置的社会运动；与美化运动密切相关的芝加哥规划，鲜明地体现了政商合作、商会主导和市民参与；而第二次“三K党运动”则从极端主义或者“反面教材”的角度去理解进步主义运动的秩序；此外，环境保护运动中的资源保护主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反战运动等，已跨越了城市主义的范畴，以一个更广泛的视野来理解寻找秩序的可能性。这些运动有的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的则是松散的，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运动造势，或是成为运动的一部分。

　　城市化的维度。从农村到城市的语境来看，“寻找秩序”是乡村和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进步时代的共同诉求。在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数量超过农村人口数量，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51.2%。虽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过半，但农村在20世纪很长时间里都是重要的存在。而如果将视野扩大到全球，美国是其他农业人口占据多数的国家的主要移民地。欧洲（尤其是中欧、南欧）国家的大量农业人口涌入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移民潮，这些人口改变了美国人口的族裔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因此，进步主义运动是一场系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这其中涉及的平民党运动就意味着美国本土农场主（农民）的最后反抗；资源保护主义是广袤西部的乡愁悲鸣；赫尔之家的建立则试图为新来的移民建立安居之所，使他们摆脱城市老板的控制，进而按照中产阶级白人的秩序观、价值观实现“美国化”；经济公寓的改造和立法，与社会活动家的社会安置行动异曲同工；第二次“三K党运动”则是从南方古老的坟茔里爬出来的幽灵，拿起了进步主义者掉落一地的旗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扬幡招魂；思想家伦道夫·伯恩的特立独行，就如矗立在北美大陆荒原上的大城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他与约翰·杜威等知识分子在战争问题上的决裂，就像这些东部城市毫不犹豫地进入资本的集体主义狂欢后，以垄断的方式建立起碎片化的城市政治——因为诚如丹尼尔·罗杰斯所言：“城市是分裂和破碎的地方。”（丹尼尔·T.罗杰斯：《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阶级的维度。从阶级成分来看，进步时代的城市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以城市中产阶级的立场建构的。内战前，农场主代表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旧中产阶级，比如美国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小说《章鱼》中的安尼克斯特。而内战后，大量像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小说《巴比特》中的房地产经纪人乔治·巴比特这样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是为新中产阶级。而这些新中产阶级更多地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也解释了作为农场主（农民）最后一击的平民党运动失败的历史原因。哪怕是作为“骑墙派”的共和党独立派，他们也因为是代表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稳定收入、体面职业和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上阶层的利益，其多数主张还是符合进步主义运动的时代要求。三K党这个反例，虽然看起来与进步时代格格不入，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鼓吹白人至上主义的中上层阶级，与处在社会底层的黑人、新来的移民大不相同。也因此，“三K党”亦能在进步时代大行其事。

　　国家与地方的维度。从不同地区来看，进步运动是一场全国性运动，城市政治和社会秩序问题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乃至不同的乡村地区。平民党运动、第二次“三K党运动”都是从地区走向全国性的运动。佐治亚、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三个州分别代表南部和西部农场主的利益。但是，这三个地方性的平民党运动都因为其内部存在的问题而使其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败。即便如此，从这三个州在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后引起的全国性运动来看，平民党对社会秩序的“扰动”不无积极意义。“三K党”在田纳西州的一座小城镇普瓦斯基诞生；死灰复燃的“三K党”则诞生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而后，密西西比州的三K党运动发展迅速。共和党独立派的活动则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吉拉尔德·麦克法兰（Gerald W. McFarland）研究了康涅狄格和纽约的共和党独立派；杰弗里·布洛吉特（Geoffrey T. Blodgett）则研究了波士顿的共和党独立派。社会安置运动在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都存在，但以中西部城市芝加哥的赫尔之家为典型；而芝加哥商会主导下的芝加哥规划因为其设计师伯纳姆，而将首都华盛顿、丹佛连接了起来，市民中心的规划使他们具有社会政治的内在意义。吉福特·平肖作为罗斯福总统重要的幕僚，则将广袤的西部带入公众视野。于是，美利坚共和国这张地图在进步时代标满了“寻找秩序”的记号。

　　社会政治的维度。从社会政治来看，美国进步时代不仅产生作为历史事实的社会秩序，也使社会秩序成为研究美国历史的范式之一。美国当代历史学者詹姆斯·J.康纳利（James J. Connolly）2016年发表的文章《1940年以前的美国城市政治》（“Urban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1940”）以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对美国东部、中西部、西部和西南部的城市政治机器和改革予以回顾，探讨了城市老板、劳工激进分子、妇女改革者、政党机器等传统的政治议题。然而，透视从19世纪末的平民党运动、共和党独立派改革到进步时代的社会安置运动、芝加哥规划、经济公寓立法，抑或延续到后进步时代的、第二次“三K党运动”和资源保护主义等，其中不只是传统政治史关于政党机器、市政改革、城市老板等主题的研究，也有广泛的社会政治事实和社会政治的研究路径。丹尼尔·罗杰斯指出：“不管是对于1890年代伦敦的费边社、1890年代法兰克福左倾自由派，还是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进步人士，大城市都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实验和争议的主要场所。”（丹尼尔·T.罗杰斯，第112页）例如，在有关经济公寓改革和立法中所提到城市政治，就不完全能够以传统的政治史来解释。由外来移民涌入城市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压力推动城市改革，由纽约市经济公寓住房局根据城市发展形势自上而下推动立法解决问题。这种在当时大西洋两岸表现突出的社会政治是实现秩序追求的重要事实和手段。

　　跨大西洋的维度。从跨大西洋的角度来看，在美国进步时代，城市中产阶级寻找秩序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大西洋的跨国史叙事。1914年夏天，美国进步人士遍布欧洲各地，在寻找许多人希望可以成为自己未来事业的东西，也在寻找一种适合美国城市社会的秩序。美国全国住房协会（The National Housing Association）的研究小组在1914年7月来到英国。芝加哥铁路车站委员会派遣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带着的是芝加哥规划的总设计师丹尼尔·伯纳姆的未完成的遗命，到欧洲考察一体化城市铁路设施的问题。同年夏天，来到欧洲寻找秩序的美国人中还有伦道夫·伯恩，罗杰斯说伯恩是“在1914年夏天到欧洲来寻找这些营养的所有美国人中，最有趣的人”。（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69）甚至在1916年，美国人准备军事动员时，西奥多·罗斯福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要从德国学习的东西比从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更多——比如对于非功利主义理想的忠诚，还有社会和工业效率的基础，在现代工业主义条件下对个人保护和全民幸福绝对必要的那种社会化政府行为措施等。”（丹尼尔·T.罗杰斯，第285页）无论是平民党关于金银本位制的顾虑，还是共和党独立派的文官制度改革方案，抑或赫尔之家的创立、经济公寓改革和立法等，都能看到欧洲经验的影子。在进步时代，伦敦、格拉斯哥、巴黎、柏林、法兰克福与大洋彼岸的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已经连成了一幅“世界城市”的图景。

　　布朗森在1866年写道，由于内战的冲击，“美国突然被迫要审视自己，而且自此以后必须要以反思、理解、科学、政治家风范作为行动的基础，不能凭本能、冲动、激情或异想天开行事，因为她知道了要干什么，以及依凭什么能够成功。”（Orestes Augustus Brownson, The American Republic: Its Constitution,Tendencies,and Destiny, New York: P. O'Shea,1866,pp.2-3）以上所述各种社会运动、改革行动、立法措施都非一时冲动的产物。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很多美国人探究他们身在其中的秩序的特性。

　　进步时代美国人寻找的秩序是新秩序吗？

　　西蒙娜·薇依写道：“灵魂的第一需要——也是最接近于触及其永恒归宿的需要——是秩序。秩序指的是某种社会关系结构，其中无人会因履行其他义务而被迫违反必须承担的义务……主要的暴力鼓吹者会以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主导整个宇宙的是非常盲目的、机械的力量。”（Simone Weil, pp.10-11）正如薇依对一般性秩序的描述那样，19世纪末的美国人在“边疆的终结”后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盲目而无序的西部拓殖也使他们意识到，那些曾经帮助他们征服自然的力量是受到限制、相互制衡的，那些他们视作无序、野蛮的荒原有着美好的东西。故而，美国人走进20世纪的时候，他们寻找的秩序是那种“在需要时将一切都送上祭台的那种东西”。

　　然而，20世纪的美国进步的中产阶级所寻找的秩序是新秩序吗？未必是新的秩序。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回顾进步时代时，揭示了进步主义者寻找秩序的方向。他指出，当霍夫斯塔特所谓“和谐时代”的人们沉浸于当下的时候，进步主义者则明显表现为自觉地回望过去。从平民党时代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开始，主流的美国理想就一直聚精会神于以前的制度和条件。威斯康星州的明星改革者拉福莱特（La Folllette）、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等，不管他们提出怎样的改革口号，他们的改革努力似乎都在努力纠正过去半个世纪的错误，以期按照“权力有限且分散、真实竞争、民主机会和小企业”的原则再造国家，完成进步观念下的秩序重建。（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先萌奇、景伟明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368页）换句话说，进步主义重申昔日的理想，反对那些正在建构、重塑20世纪面貌的新型大规模政治经济组织。也就是美国思想史家梅里亚姆所谓的18世纪的政治经济信条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将社会政治的理念摆在美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

　　回到当下，我们无比需要秩序，尤其是一种正常的、公正的、完善的秩序。生活在公正的秩序之中就是生活在美的范式之中。个体在秩序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并获得安全感——无论这样的秩序是灵魂的秩序抑或共同体的秩序。没有秩序，人的生活肯定是贫穷、肮脏、野蛮和浅陋的。虽然没有哪种秩序是完美的，但任何合理的秩序都可以加以改善。今天的世界，在对城市生活、技术、人口迁移和教育问题的处理上，秩序可能缺乏想象力，但公正、透明、完善的秩序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自由、机会和繁荣。要相信一座城市的人民，有市民意识的公民会努力改进他们所处的秩序：与合理的秩序相对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无法忍受的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