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

　　——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

　　李学萍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福柯对于知识与空间的具体互动过程以及“空间时代”的强调，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呈现了空间转向。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化这一时空局面，文学与文化研究要面对的知识生产的空间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知识在跨文化空间中的改变、创新、生成。那么，就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而言，学界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就包括：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在不同的时空中经历了何种历程？在此历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如何协调差异问题？以纸质媒介与电子媒介为载体的中华文化跨文化旅行，有着何种相同的，或不同的经历？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思考、面对的。李庆本教授等人在其新近出版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中，就从不同层面对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了研究。

　　该著作是李庆本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最终成果，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首先回答了“何为跨文化阐释”这一问题。李庆本教授写道：“跨文化阐释学就是以跨文化阐释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所谓跨文化阐释，是用一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来解说另一个个民族的语言、符号、文化，它要求阐释者能够暂时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用对方的语言或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思想、理论与文化，从而达到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的目的。因此，它更加注重和强调阐释的空间性。”

　　第二部分则以历史经典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旅程为研究中心，重点考察了《周易》《诗经》《四书》《楚辞》《木兰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典文本在跨文化空间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接受、改造、变化过程。该部分不仅在文化层面，也在语言层面、媒介层面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从而使研究获得了物质与思想两个维度的基础。

　　第三部分则将研究视点转向接受者，即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接受和认知。该部分通过多个层面进行：一是通过实证考察，分析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考察将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来华留学生及海外孔子学院学员）以及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与报道；二是以21世纪以来欧洲、北美及东亚汉学家的中国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解析、归纳和总结；三是中华文化国际接受的实证研究，首先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探讨来华留学生与孔子学院学员对中华文化认知与接受的内容、过程、方式、途径；四是总结富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推广手段和传播机制，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第四部分则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层思考与政策建议。该部分从实践层面重点探讨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理由，并结合目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在笔者看来，这部凝结了李庆本教授研究团队10年心血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是“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的提出以及论述，具有跨越二元对立思维藩篱的意义。在世界比较文学内，无论是“影响研究”，抑或是“平行研究”，都建立在二元等级对立思想基础上。对于跨文化沟通实践而言，“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文化实践及其形成的文化高低等级价值链，为跨文化沟通修建的不是桥梁，而是藩篱。而基于翔实、细致地对王国维、叔本华、庞德、胡适等文学家、哲学家的思想相遇、互动、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的具体过程之绘图，李庆本教授揭示了文学和文化相遇的文化“自然”——相遇伴随着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去掉二元等级对立思维来看待这样的相遇和相互改变，影响与接受、源头与变异之间的二元对立就自然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源头-变异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变异生成的新质带给世界文化的多样与丰富。

　　“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的另一重要价值，还在于为中西理论沟通重建了希望。李庆本教授指出：“‘理论旅行’的过程不可能是绝对不变的，中西理论之间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可跨越的鸿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在“知”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进而指出：理解，或“知”，是个包含多重维度的问题——“知”有认识论的“知”，也有本体论的“知”。对于跨文化阐释而言，挣脱封闭的认识论单一思维，走向本体论思维看待“知”与“理解”问题，就能看到理解的可能性。

　　不过，李庆本教授并未否定跨文化阐释在异质性空间中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差异带来的挑战。在他看来，应对困难与挑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用一种整体的视野看待世界各国、各种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就跨文化研究而言，他强调用一种“既……也……”的包容性思维来看待不同地理、国别、语言、文化中的人类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即人类的“同素异构”结构。

　　三是该著作的学术探究与追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践行。李庆本教授通过强调“同素异构”结构，为我们理解“共同体”的“共同”与“差异”提供了整体视角。“共同体”既包含同一性，也包含差异性，二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存在于“共同体”这一整体之中的。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包含差异的共同体。这也意味着，“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所要服务的共同体概念是要着力解决包含差异的沟通问题的，通过强调“在”之间的关联，进而说明理解与沟通的本体论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沟通与理解才变得可能，而也恰恰是这一可能性，共同体才具备了存在、生长、繁荣的根基。

　　统观《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研究》，它包含了理论支点建构、中华文化经典文本在不同时空中的旅行历程图绘、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及在定性、定量层面展开的中国文化认知调查，呈现了研究方法、文本、材料上的复调结构，为学界提供了一幅中国文化跨文化研究的大型图绘。该图绘有助于破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的二元等级思维、为跨文化沟通与理解建构希望，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提供了具体操作方法，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