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关振鹏：

　　医患之间应如师生

　　本报记者 刘喜梅 通讯员 刘金良

　　面访关振鹏是在8月一个周四，那天也是他的手术日。当他连续完成4台手术、大步流星走回办公室时，已经下午3点半。午餐还在办公桌上，是同事帮他从食堂打回来的一份面条，已经坨成了一团。

　　“我们边吃边讲。”

　　关振鹏一边招呼记者，一边先服下一片二甲双胍。他患有糖尿病，需随餐定时服用降糖药。只是他的“定时”，时常因为就餐时间不固定而变成不准时。

　　关振鹏现年53岁，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也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已成功完成人工髋、膝关节置换术近万例。

　　新技术为患者带来了更高满意度

　　“年纪大了，膝盖软骨已经磨没了，疼得走不了路，只能去换人工的关节了。”

　　提到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很多人并不陌生，甚至身边的亲属就曾经做过此手术，或者正在考虑进行此类手术。而如果要进一步追问患者的术后感受，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是：太疼了！

　　“疼”，的确是很多膝关节置换术后患者的噩梦。因为手术时需要切除患者整个膝关节的坏死表面以及部分韧带，损伤创面大、恢复周期长，且术后活动范围或重体力劳动受限，因此约有20%的患者对全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效果不满意。怕疼或者担心手术效果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也直接导致不少患者宁愿忍受疼痛，也不愿意选择膝关节置换术。

　　“实际上，现在膝关节置换术已经拥有了更多的方案，比如单髁置换术，比如ERAS（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关节置换术中的应用等等。可以说，疼痛现在不再是临床不可克服的问题。特别是单髁置换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凭借其创口小、截骨量少、恢复快、关节运动范围大等优势，已经开始在全国推广。”作为国内单髁关节置换术先行者之一的关振鹏，是从2014年开始探索并实践单髁置换术的，现已经为约1000位患者成功进行了该手术。

　　为什么单髁置换术的优势如此明显？这要从人的膝关节结构说起。

　　原来，人的膝关节共有三个间室，分别为内侧间室、外侧间室以及髌股关节间室。如果患者的关节软骨损伤已经牵涉三个间室，那就只能做全膝关节置换术。而如果患者的关节损伤只牵涉一个间室，比如单纯的膝内翻病人，虽然内侧间室磨损了，但外侧间室和髌股关节间室都正常，在没有新技术的情况下就要把患者的全膝关节表面都换掉，这很可惜。现在，应用新技术方法，此类患者只需要进行一个比较精准的微创手术，把受损伤的间室部分切除，重新加上一个比全膝关节小一半以上的组件就可以了，这就是单髁置换术。

　　“也就是说，与全膝关节置换术相比，单髁关节置换术的突出优势在于：仅需切除病变的关节面，因此切除的骨质较全膝关节置换术少得多；同时，手术植入人体的异物如金属、聚乙烯、骨水泥等也较少；此外，微创手术创伤小、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术后第二天患者就可以下床走路了。”关振鹏介绍，单髁置换术的疗效业界有目共睹，目前国外报道这一术式的十年满意率达95%左右。

　　不只是术后满意率，让关振鹏更为欣喜的是，经过多年探索，临床骨科医生们还发现，约有1/3的全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可进行单髁置换术。这也就意味着，将有1/3的病人能够选择更优的手术方式，并拥有更高质量的术后生活。

　　手握时代“接力棒”，积极开拓创新

　　虽然近30年来，我国的关节外科得以飞速发展，但不得不坦承的是，中国现在大范围推广和使用的关节置换术式，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而把人工膝关节置换术带到中国的人，正是关振鹏的老师——吕厚山教授。

　　拥有“中国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第一人”之称的吕厚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骨关节科创始人。利用国际先进的人工关节技术并大胆创新，吕厚山团队为众多严重风湿病关节畸形患者完成了关节置换术，解除了他们的病痛；吕厚山团队还突破了高度屈膝畸形超过60°的人工关节置换术国际公认的手术禁忌，并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牛皮癣性关节炎、血友病性关节炎、狼疮性关节炎及夏科氏关节炎的人工关节置换术。

　　“其实，吕老师引进人工膝关节之初，也曾遭受了很多质疑，但‘要为病人着想，要实实在在地去解决病人痛苦’的信念，让吕老师坚持了下来。也正是这份坚持，最终让他和中国的骨科医生一道推动了我国的人工关节外科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现在，接力棒传到了关振鹏这一代，而他瞄准的专业方向之一就是单髁置换术。“但一个好大夫只成功照搬别人的技术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在引进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是吕教授所希冀我们的。”手握时代“接力棒”，关振鹏也在带领团队积极创新。

　　比如，通过对近万例手术患者的研究，关振鹏的团队发现，旋转力线的改变是膝关节炎的重要诱因，而早期对异常力线进行干预，或许就能够改变患者晚年需进行关节置换术的命运。

　　“其实，所有的这些创新，都根源于一个医生最朴素的愿望——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的痛苦。正如吕厚山教授常教导的我们要有‘爱伤观念’，即要像爱护伤员一样去体察病人的痛苦，而不是‘只把医生当职业，把病人当机器’。只有实现与患者共情，才能发自内心迸发去解决病患疾苦的主动。”关振鹏有感而发地说。

　　做医生不仅要磨炼技术，还要修炼仁心

　　这种去解决病患疾苦的主动，还跟关振鹏的家世有关。他出身于医学世家，祖上是中医，父母退休前则分别是一家地市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

　　“小时候，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锦旗，那是属于父亲母亲的工作勋章。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跟母亲一起走在大街上，经常会有小朋友被家长领过来热情地打招呼，我至今也难以忘记那些瞬间母亲脸上闪耀着的自豪和神气。父亲每年有1~2个月的职业假，假期时他经常下乡去援助，年幼无人照顾的我就时常跟随父亲一起住在乡下的医院里。我看到父亲依靠祖辈传下来的中医技术，治好了一个又一个腰腿疼、颈椎病等慢性病的村民，甚至还要在危急状态下打着手电筒为农妇接生。”这些经历，让关振鹏早早体会了“被病人需要的感觉”，并在幼年时期，立志成长为一名像父母一样受人尊敬的医生。

　　医生的成长是漫长而辛苦的过程，不仅要磨炼技术，还要修炼仁心。

　　“比如医生要实施单髁置换术，其实所需要的学习曲线远比全膝关节置换术长。我们做单髁置换术的医生，也都是在熟练操作全膝关节置换术的基础上，才探索单髁置换术的。但每每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实施过程中，看到由于技术陈旧而导致患者部分基本没有损伤的软骨和韧带被切掉，作为医生，我们的心情都复杂而沉重。我们甚至可能比病人都更想知道和尝试创新的手术方法，来只切除患者坏掉的关节部分。”这些来自医生的主动焦虑，也让关振鹏从病人那里收获了更多信任。

　　信任，也增加了关振鹏主动创新的动力。直到今天，关振鹏依然非常想对他实施的第一例单髁置换术患者表达感谢。

　　“那是一位来自山西的病人。依据诊断报告和会诊结果，如果为患者采用传统的膝关节置换术，就有可能切除一部分基本没有损伤的组织。因此，在跟患者进行沟通时，我告诉他，有一种更先进的手术方法可以尝试，但是以前我并没有实施过这一手术，所以如果他选择这一手术方法可能成功更可能失败。但没想到，患者跟我说，‘医生，我相信你，也把自己交给你’。所以在医学上，最难的往往并不是技术，而是来自患者的信任所赋予我们的冒险的勇气。”现在，8年过去了，关振鹏每年都在定期对这一患者进行随访，状况颇佳。

　　不过，关振鹏随访的并非只有第一例病人，而是所有患者。在完成了近万例手术后，现在关振鹏常说的是，他和病人，不仅仅是医患，还是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