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后招来许多批评声，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电影再次将观众带回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尼罗河。1937年11月首次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是阿加莎的经典之作，虽然在尼罗河上租用豪华邮轮旅行是少数人的奢侈，但“到埃及去”却是从18世纪末就弥漫于英国社会的时尚。其实在阿加莎的推理小说出版之前，另一位英国女作家阿米莉亚·爱德华兹1877年出版的《尼罗河上千里行》已经风靡欧洲。

　　阿米莉亚·爱德华兹是记者、小说家，鲜为人知的是她对早期埃及考古学贡献颇多。她对旅行中所见埃及的非法盗掘痛心疾首，于1882年用自己写书所得的收入募捐成立了埃及考察基金会，资助考古学家到尼罗河三角洲进行有学术导向的科学考古。1892年爱德华兹去世后，她所有的收藏及遗产都依嘱捐给了伦敦大学学院，并设立了第一个埃及考古学教席，担任首任教授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被称作“埃及考古之父”的皮特里。埃及考察基金会后来则发展为埃及考察协会，一直存在至今。爱德华兹在伦敦的旧居也在城市名人故居地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1.去埃及旅行的女作家爱德华兹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古典作家到埃及游历后的游记启蒙了最早对埃及感兴趣的欧洲人。18世纪中叶，一些探险家和旅行家的图书推动了埃及热的到来，欧洲人以到埃及旅游为荣。18世纪晚期，他们已经向南航行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众所周知，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带了百余位科学家，他们撰写的《古埃及记述》第一卷于1809年出版，最后一卷也于1828年完成。

　　1822年，以商博良为代表的文字学家破译了罗塞塔石碑上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埃及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人，除了冒险家和投机者，欧洲学者也开始了对埃及的考古研究。

　　1801年英国打败拿破仑后接管埃及，取代法国继续对埃及文物进行掠夺。大英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埃及文物，其中包括从法国手中抢走的罗塞塔石碑这样的重要考古发现。目前大英博物馆埃及展厅中的拉美西斯二世花岗岩雕像，高2.6米、重7.2吨，建造时使用了整块巨石进行雕琢，原石重量应超过20吨。不知用多少劳力把它从采石场拖到木筏上，再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到卢克索，从河边运到拉美西斯神殿，完成最后的雕刻。1818年，意大利探险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受托将它运到了伦敦。它初抵伦敦时，英国公众都赶来围观这座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大的埃及法老雕像。贝尔佐尼后来还发现了法老塞提一世的陵墓、清理了阿布辛贝神庙的入口、成为进入吉萨哈夫拉金字塔的第一人。总之这一切都助推了埃及旅游热潮。据统计，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人至少出版了50本关于埃及的游记。

　　19世纪也是西方女性旅行的黄金时代，她们的足迹遍布南美、远东和北非，并且留下了相当精彩的文字。阿米莉亚·爱德华兹便是其中的代表。

　　阿米莉亚·爱德华兹的一生有三个截然不同的身份：记者、小说家以及埃及学家。她的父亲在成为银行家之前是一名军官，母亲是爱尔兰人，负责对爱德华兹进行教育。爱德华兹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写作的天赋。7岁时刊发了第一首诗，12岁就出版了第一篇小说。同时她还给报纸写专栏，1855年就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1864年时，她的小说《芭芭拉的历史》被广泛接受，奠定了她作为著名小说家的地位。为了给小说准备素材，她经常和闺蜜出门旅行。30岁那年，她的父母双双去世，她开始尝试一些更富挑战的旅行，比如她去了阿尔卑斯山脉北部东段的多洛米蒂山，那是那个时代无人穿越、无人知晓的山峰。她据此写了两本书，描述当时旅程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备受追捧。1870年显然是一个分水岭，在尼罗河的6个月游历最终让她成为改变埃及考古学的特别力量。

　　她和女友坐着有三角形小帆的平底小木船，沿着尼罗河一直到阿布辛贝神庙。在这趟旅行的尾声，她完全被埃及迷住了，同时也对自己目睹的埃及文物被盗以及埃及考古杂乱无序的现状深为忧虑。巨额的利润使非法文物盗掘、文物买卖日益猖獗，各种各样的探险者和冒牌的考古学家蜂拥而至，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也不断对埃及政府施加影响。

　　1877年爱德华兹的《尼罗河上千里行》出版，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都写在了书里，一时洛阳纸贵。书的开头解释自己为什么到埃及——(尼罗河)当时的游客十分之九是英国或者美国人，之后是德国人，还有少量比利时人、法国人……大家来这里的原因五花八门：病人寻求健康、艺术家寻求灵感、政治家寻求一个假期、小报记者寻求八卦新闻、收藏家收藏纸莎草和木乃伊。很少有纯粹的、充满好奇的旅游者。

　　女作家的细腻在书中随处可见，她写道：对一个城市若想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还是去集市，不用买任何东西，纯粹是感知它的光影、色彩、气味、服装、建筑的细节。每一个门面、每一个街角都有不同的人……一半欧洲人、一半东方人，赤足而行的，拉着马的，叙利亚的导游，埃及的贫困农民，穿着白色束腰外衣的希腊人，阿拉伯的贝都因人，埃塞俄比亚的士兵，美国的牧师……每一种贸易都有单独的交易区域，阿拉伯地毯、好看的金银器、各种香料……看着她的描述，简直就能在脑海中画出集市的草图，如电影的开头一样精彩。

　　但发生在埃及的野蛮掠夺、非法盗掘和对遗产的永久性毁坏让她忧心。她在书中也描述了这些非理性现象，表达出自己的忧虑：“那些美丽的壁画全部被涂抹被破坏，铭文都被肢解与污损，每一座金字塔无论大小，游客都随意地在上面雕刻自己的名字与日期。研究人员用湿纸做各种的拓片，使原来的颜色不复存在……文物发现得越多，破坏得越多。”为了写好这本书，她阅读了大量的埃及学著作，结识了当时很多考古学家和文博管理人员，她决心游说他们做点什么来阻止这种竭泽而渔的考古方式和对文物的彻底破坏。

　　2.致力于埃及考古的爱德华兹

　　1879年，爱德华兹写信给她的朋友、法国人马里耶特，提出了筹款来资助考古学家前往埃及三角洲进行考古发掘的设想。

　　马里耶特同样对发生在埃及的一切掠夺和破坏痛心。他自幼对埃及学感兴趣，之后自学成才，作为卢浮宫的一名外派工作人员到埃及工作。1849年完成了卢浮宫古埃及铭文和纸草文献的编目工作后，他积极投身于埃及的文物保护事业。经他多方呼吁，埃及政府于1858年在布拉克建立了一座临时博物馆，要求新发现的文物必须首先交付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便是开罗埃及博物馆的前身。1859年，马里耶特说服埃及总督建立文物部并担任该部门的首任领导，着手制定文物法和考古发掘许可证制度，规范外国人在埃及的考古发掘。

　　马里耶特的继任者马斯伯乐也是爱德华兹的好朋友。马斯伯乐是法国第一位获得埃及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在组织和指导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队进行发掘的同时，他还组织全世界众多相关学者编纂开罗埃及博物馆藏品的图录。1880年，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在开罗成立，马斯伯乐担任第一任所长。他自己编写的《埃及考古手册》也是教导大家如何科学测量、科学记录、科学挖掘、科学研究、科学报告的指南。

　　富有的外科医生艾拉斯姆斯·威尔逊爵士和大英博物馆钱币和金属器具部主任波尔都支持爱德华兹的倡议。1882年，爱德华兹利用稿费和募集的资金创建了埃及考察基金会，每年资助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前往埃及，第一位领队是瑞士学者爱德华·纳维尔。纳维尔曾经参与整理和出版普鲁士埃及考察队资料，他在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泰尔—马斯库塔进行发掘，发现了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军营和粮仓遗址。

　　接着爱德华兹的朋友、英国学者皮特里也受资助前往埃及。1896年，皮特里在新出土的梅内普塔石碑上辨认出“以色列”一词，激起了西方世界了解犹太人在埃及生活状况和活动轨迹的热情，客观上促进了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发掘。基金会还资助两位年轻的古典学家对位于法尤姆的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进行发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巨大发现促成了纸草学的诞生。

　　毋庸置疑，使埃及考古真正走上科学的道路并对世界考古学产生影响的是皮特里，他因此被称为“埃及考古之父”。

　　1881年，皮特里首次前往埃及，目的是精确测量位于吉萨的几座金字塔。皮特里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影响深远的“序列断代法”。和别人不同，他对埃及的史前遗址更感兴趣。他通过对涅伽达2200多座史前墓地进行发掘，根据出土陶器的形状、陶器上的图案以及陶器出土的地层等因素，将它们分为不同类型，再确定其时间上的相对顺序，建立了古埃及新石器文化的相对年表。结合皮特里的年表和古埃及文献中的王表，埃及学家得以确定法老时期的三千年历史年表。1904年，皮特里出版了《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详细阐述了以了解和复原古代文明为宗旨的考古学。他指出，考古学家的任务不是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提供认读和解读的材料；考古发掘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遵循自身的定位和特征。

　　后来，皮特里和爱德华兹在埃及考古的方向上发生分歧，皮特里更关心尼罗河的史前文明，两人也因此分道扬镳。皮特里不得不为自己在埃及的考古自筹资金。1892年4月15日，爱德华兹因流感去世。临终前她把私人收藏和存款都捐赠给了伦敦大学学院，并在该校设立爱德华兹埃及学教席。如她所愿，皮特里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他成为英国第一位埃及学教授，担任教席直到1933年。皮特里因此再也不用为每年的考古资金发愁，而且还可以带领很多学生一起实践他的考古学理论。皮特里在1913年将他收藏的大部分古埃及考古文物售卖给了伦敦大学学院，与爱德华兹的收藏一起组成了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博物馆就以爱德华兹的去世时间为成立时间。目前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馆藏有8万件文物，仅次于开罗埃及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埃及文物收藏。

　　3.受益于爱德华兹的女性考古学家

　　爱德华兹对于皮特里的资助，极大地推动了后世埃及考古研究的发展。1890年，年仅16岁的霍华德·卡特前往埃及，成为皮特里的助手，并接受了考古的专业训练。1922年，霍华德·卡特在帝王谷发现了保存基本完好的图坦卡蒙墓，轰动了全世界。

　　爱德华兹肯定也不会想到，在她去世后，受教于皮特里的英国女性考古学家同样层出不穷。特鲁德·卡顿·汤普森便是其中的一位。

　　汤普森早年在庞贝和罗马游历，萌发了对于考古的兴趣。她后来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阿拉伯语和非洲史前史学。皮特里教授注意到她，1924年为她争取到一笔资金去埃及的法尤姆工作。不过，让汤普森名垂青史的一件事是她在大津巴布韦进行的研究。当时英国科学协会正在津巴布韦古城考古。自从探险家在南部非洲发现大津巴布韦遗址后，都不相信那些巨型石墙是由当地黑人建造的，甚至干脆将其年代上移千年，将它当作腓尼基人的杰作，但这个结论又没有科学依据。汤普森到达后，发现所有的遗址都已经被破坏，便决定另辟蹊径。她通过空中飞行——这也是最早的空中遥感考古——发现了古城中一条被植物掩盖的古道。她选择在那里开辟探方，果然出土了大量带有当地土著风格并可进行断代的文物，确认了该遗址代表的是属于当地文明起源的文化，而那些大量近东和远东的文物显然是通过贸易所得。她在当地举行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结论，并指出早在9世纪，这里已是繁华的城市贸易中枢。这个结论引来了巨大的反对声，直到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后，汤普森的观点才成为主流。

　　汤普森有位老师名叫玛格丽特·默里，她是打开库纳姆·纳赫特木乃伊的最早女性，也是皮特里的助手。

　　4000年前的古埃及，一位地方长官的两个儿子在6个月内相继去世，悲伤的父亲按照埃及上流社会的传统，把他们的尸体制作成木乃伊，期待有朝一日能让他们复活。他们的棺木被刻上了象形文字，这就是著名的库纳姆·纳赫特木乃伊。1907年，他们的墓葬被发现，兄弟木乃伊运到英国曼彻斯特。玛格丽特·默里博士打开了木乃伊的包装，对两人的骨骼形态进行了研究。

　　陪同汤普森去大津巴布韦的还有一名叫凯瑟琳·凯尼恩的助手。她是大英博物馆馆长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爵士的长女，也是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最得意的弟子。我们今天在田野考古中普遍采用的探方发掘法也被称为“惠勒—凯尼恩发掘法”，它是由莫蒂默·惠勒最先使用，并由凯瑟琳·凯尼恩大范围应用并广泛传播的。凯瑟琳·凯尼恩后来成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考古学家之一，被授予女爵士称号。在耶利哥，她和她的团队在发掘区布 5×5米的探方，保留隔梁，严格按照平剖面结合的方法，将不同时代的地层和出土器物区分出来，在精细的地层学证据下建立起一个跨越万年的、从早期半定居半游牧社会到发达农业文明的文化序列，将人类在那里栖居的年代追溯到冰期末，改写了近东乃至世界的史前史。

　　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多萝西·加罗德，1937年她成为剑桥大学史上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世界上取得教授地位的第一位史前考古学家。她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社会的前身纳图夫文化，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聚落，这个词就是她最先使用的。在她之后，还有玛丽·利基，她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大峡谷发现了距今370万年的古人类脚印化石。

　　从1822年以商博良为代表的文字学家破译了罗塞塔石碑、解开神秘的埃及象形文字，到1922年霍华德·卡特在帝王谷发现保存基本完好的图坦卡蒙墓，再到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南部城市卢克索发现3000多年前由图坦卡蒙的祖父阿蒙霍特普三世建造的黄金之城阿顿(这也被称为是继图坦卡蒙墓之后的重大考古发现)，走过两百年的埃及考古依然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知。在早期考古群英谱中，一直都有许多杰出女性存在，她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开拓出一片独一无二的天地，她们的光芒在今天依然闪烁在历史的天空，她们的成就值得全世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