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具体提及了开放的领域和具体举措。在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看来，促开放有利于我国夯实双循环这一新发展格局。开放过程中，人作为万事万物连接的纽带，更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国际关系学有必要成为一级学科吗？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自录（征求意见稿）》及管理办法，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如果增设成功，区域国别研究将正式成为一级学科，这将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并将显著提升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水平。

　　当区域国别研究成“学”，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它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 “为了从整体上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际话语权，我建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适时将国际关系学设立为与区域国别学平行的一级学科。”谈及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这样说。

　　提出这样的建议，张宇燕自有道理。

　　首先，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在百年变局时代变得前所未有地突出。国际问题研究主要由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两部分构成，它在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其次，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相辅相成。作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两大支柱，区域国别研究聚焦各国家行为体或国家集团本身的内政外交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则侧重国家行为体或国家集团之间博弈互动的研究。两者的合理分工与合作构成国际问题研究的完整体系。

　　另外，如果国际关系学能够成为一级学科，高校院系设置与调整也将因此变得合理顺畅。“目前我国诸多重点大学均设有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关系研究院，后者与经济学院、法学院等以一级学科或学科门类命名的学院是平行的，并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教学科研体系。作为政治学二级学科的国际关系和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并立局面，有可能掣肘国际问题研究与教学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张宇燕这样说。

　　张宇燕同时建议，待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将“国际问题研究”设立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作为“国际问题研究”门类下的两个一级学科，其关注领域覆盖区域国别、大国博弈、和平发展、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等地缘政治经济重大议题。

　　我国吸引人才举措精准性还能提升吗？

　　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看科技，科技能否领先的关键看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高科技人才，产生了积极成果，出现了留学生回流的趋势，有些领域还引进了高科技领军人物。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59%效力于美国大学和公司，11%效力于中国大学和公司，10%效力于欧洲大学和公司。而在效力于美国大学和公司的人工智能人才中有29%的人本科就读于中国。随着拜登政府以‘小院高墙’战略与我国科技‘脱钩’，科研人员跨国交流合作严重受阻，吸引高科技人才的形势更加紧迫。”要解读这一急迫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季志业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吸引人才的举措不够精准。 “迄今，我国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的主要举措，一是提供资金，包括科研经费、高收入、高分成回报；第二，我们提供入境、入籍、办企的良好服务；三是提供住房等优惠待遇。这些政策都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精准。通过与科研人员座谈，我们了解到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他们最需要的是时间、精力、团队、仪器设备、设计软件、实验环境，以及与这些需求相配套的资金。然而，其中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时间和精力无法用经费买来。”

　　为此，季志业建议，相关部门为了吸引更多优秀高科技人才，一是尽可能为科研人员减少一般性的学习和会议，保证他们充分的科研时间；二是改革科研职称体系，让职称适应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需求；三是简化科研经费的分配方案和报销程序，发挥其激励科研人员而不是困扰他们的作用；四是加快教育、医疗、社区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让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全体人民不断提高舒适度和幸福感。

　　如何重视在外劳务人员心理健康问题？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4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于全球的188个国家及地区。我国每年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也已达1300亿美元左右，位列世界第二。

　　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派遣大量管理和专业人员参与海外投资和建设。根据商务部统计，我国近年每年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0万人左右。

　　“这些外派人员，尤其是管理层，其身心状态关系到其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直接关乎我国海外资产的安全和价值。”在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水波看来，外派人员的工作有其特殊性，比如人身安全隐患多，工作节奏快，文化冲突带来的压力大以及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带来的家庭关系不稳定。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外派人员出国工作的积极性，导致身心健康出现问题的比例比通常情况要大得多，从而大大降低在外的工作质量。

　　为支持我国对外高水平开放、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围绕这一人群的心理疏导，张水波想到了一些办法。 “从前端说，我建议尽快建立科学的海外人员选配体系，加入对人员身体心理素质的考评。通过各种人格测试、职业倾向、心理健康水平测试等，可以对人员的个性倾向、品德、职业动机等有初步判断。不但要考虑选派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而也要看人员心理素质，出国工作意愿，以及家庭支持等。对于被选定出的人员，建议在准备工作中，加强心理健康方面的培训。”张水波这样说。

　　而在外派任职期间，企业或相关机构也要为员工提供心理健康辅导和咨询。我国企业一般在国外团队中都有随队医疗医生，但普遍没有心理大夫。未来要在派遣人员中增加心理医生，以便随时对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和咨询。 外派人员归国后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样需要受到关注。“有些国际工程项目人员常年在外，与国内社会联系较少，员工回国后可能发现企业组织、人事方面都较出国前有较大变化，同样需要心理上的调节和适应。企业也应按照之前制定好的职业发展计划做好归国人员的安置工作，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热情。”张水波这样说。

　　他还建议，涉外企业和相关机构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政策，维护外派人员的切身利益。我国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或法律法规，将“员工援助计划”纳入对企业的刚性要求，对外派员工定期强制休假、权益保护作出清晰具体的规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应为此类涉外人员的回国休假优先安排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