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　数　　　撰写《编辑后记》时间　　正式出版时间　　　印数（册）

　　第一辑 1981年2月 1981年11月 15000

　　第二辑 1981年12月 1983年10月

　　第三辑 1983年12月 1985年2月

　　第四辑 1984年4月1日 1986年8月

　　第五辑 1985年10月1日 1986年10月

　　第六辑 1986年9月 1988年7月 2000

　　第七辑 1987年9月10日 1989年2月 2000

　　第八辑 1989年4月10日 1990年10月 3000

　　第九辑 1990年除夕 1992年7月

　　第十辑 1992年3月 1992年12月

　　第十一辑 1992年12月 1993年11月

　　第十二辑 1999年12月 2000年4月

　　1980年代，度过反右与文革劫难的施蛰存，迎来了其又一次艺术生命。他继续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教职，并开始带古典文学的研究生。这一时期，他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一方面从事《外国独幕剧选》《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的翻译与编辑工作，一方面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大量的随笔杂文。与此同时，他开始策划并主编《词学》。

　　施蛰存主编《词学》集刊的第1辑至第12辑，历时20年。第1辑《词学》出版15000册，很受读者欢迎，销路很好。夏承焘致信施蛰存：“《词学》问世，求阅者甚多，惟购买不到，甚以为憾。下次能否稍稍增印，以应各地词友之需求。”施蛰存也希望通过香港的黄坤尧，将《词学》带入台湾，用于文化交流。其后，他又托人将刊物带到北美，希望《词学》在海外产生影响。施蛰存还曾亲自给《词学》做广告，于1986年12月8日给《书讯报》撰文《〈词学〉第四辑出版》。在施蛰存等《词学》同仁的努力下，这本刊物获得了国内外词学界的青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词学》创刊时，施蛰存原计划将其办成季刊，每年出4辑，但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施蛰存主编12辑《词学》，历时20年，时间跨度之久，出版周期之长，是施蛰存始料未及的。下表为《词学》1至12辑的编辑与出版情况。

　　通过上表可以知《词学》出版的情况，如按施蛰存一年出4辑的计划，本该3年完成的12辑，却整整花费了20年的光阴。施蛰存在策划《词学》时，尚是古稀老人，到第12辑出版时，他已近百岁光景。这并不能说承印《词学》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消极对付，是当时整个出版环境使然，施蛰存在编《词学》的同时，也在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陆续编辑出版《外国独幕剧选》，全6册，也时断时续，全部出版历时11年。

　　1981年2月24日，施蛰存复黄坤尧函：“《词学》至今未得印刷厂承印，似乎‘难产’，此间事事拖沓，办事不能迅速，印刷厂如此之忙，亦未尝估计到也。”1985年7月14日，施蛰存复上海文艺出版社金名函，谈到与之合作的《外国独幕剧选》，说：“第四集早已校了庆阳，还要四季度才出版，同我的《词学》一样，现在有点不想编书了。”1990年10月15日，施蛰存致郑逸梅函：“《词学》第8辑亦排好半年，至今不付印，无可奈何。”通过列举这几封信，可以看出施蛰存对《词学》出版从踌躇满志到无可奈何的心路历程。

　　因出版时间的尴尬，有些作者的文章投给《词学》后，迟迟不见出刊，于是发生了撤稿或另投的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施蛰存无法埋怨作者，只能表示遗憾，他在《词学》第4辑《编辑后记》中说：“我们不能刊登有时间性的文章，深恐印出来时，已成‘昨日黄花’。各地同志来稿，因本刊久无消息，而现在别的刊物发表。这些都是使我们深为遗憾的。”

　　《词学》的《新出词籍介绍》栏目，因出版时间关系，自《词学》第7辑开始，该栏目不得不改名为《新得词籍介绍》。施蛰存在《编辑后记》中说：“近年来词学书籍出版甚多，编者未能及时见到，加以本刊出版迟缓，所谓‘新出’往往已是二三年以前之事。因此，从本辑起，该栏目为《新得词籍介绍》，庶几名实相副。”

　　令施蛰存痛心的是，因出版延缓，导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流失，其中当数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在创办《词学》之初，夏承焘将《天风阁学词日记》交付《词学》，供其连载发表，由于出版原因，才发表了该日记两年中的9个月。198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本《天风阁学词日记》。施蛰存说：“我第一次翻阅这本印刷精良的《日记》，心头着实感到难过。我的《词学》如果能按我的意愿出版，从一九八一年到如今，至少已出版了十六期，夏老的日记，也该发表完了。而现在，两年的日记还没有发表完毕，十年的日记已印出了单行本。对于一个刊物编辑，岂不是一件伤心透顶的事。”

　　当然，施蛰存也为加快推动《词学》出版做了很多努力，譬如想更换出版社，扩大《词学》影响，加快销售进度，引起出版社的重视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来加快《词学》的出版。据卢润祥回忆：“施先生知道我妻子在沪上一家大型印刷厂工作，就要我想办法。厂房知晓情况后，安排了专人负责《词学》印刷事宜，且每期作为‘急件’来办，很快使刊物得以正常出版。”刊物出版后，卢润祥去拜访施先生，“进门，只见先生手捧刚刚散发墨香的《词学》，十分高兴。当即，他把一笔款子交给我，说，排这么一本刊物，不易，版式复杂，难字多。要我代他买点烟茶酒慰劳有关工友。见我执意不收，他又说：‘此是人情酬劳，你不要让我过意不去，这钱，已在刊物的编校费中出账，已是无法收回了。’我知道这实际上是施老自己的钱，他为学术慷慨解囊之举，对工人同志劳动的尊重，令我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