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表现者，是历史事件的记载者，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感人故事无一不在彰显着此次抗疫必胜的决心与信心。面对这一重大事件，文学何为？与文学相关的工作者何为？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

    记者：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源泉。作为作家，从文学创作方面，您觉得应该如何将疫情或灾难相关题材很好地融入文学创作？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涌现出诸多英雄人物与感人事件，怎样用文学的触角书写此次抗疫事件？

    潘凯雄：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文学创作总会和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可能不进入作家的视野，中国作家协会也在疫情稍见平缓后组织了一些作家深入抗疫一线进行采访。于是，我们在近期报刊上已经读到了一些作家撰写的以这次疫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诗歌和散文。内容既有对白衣战士“医者仁心”的讴歌、对志愿者甘于奉献的赞美，也有抒发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感慨，这些作品以文学的手段近距离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坚强意志和无私奉献，其中所洋溢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读者，受到他们的欢迎；当然也有极少数严重脱离现实、格调谄媚的文字遭到读者的唾弃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样一种现状再一次证明：一方面，生活的确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另一方面，如何深入艺术地表现生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深刻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则完全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两者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记者：作为文艺评论家，从文艺评论角度，您觉得如何评价或引领当下相关主题创作？

    潘凯雄：从以上对近期陆续出现的一些抗疫题材作品的概括描述来看，它们大致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篇幅普遍不长；二是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总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平面叙事的状态，从文体上说，一些作品更近乎新闻中大特写。这样的描述丝毫没有贬低这些作家与作品的意思，相反对他们在第一时间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抗疫一线体验生活、展现万众一心奋力抗疫场景的勇敢与担当充满敬意。

    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固然有着轻骑兵的功能，但大多优秀而深刻的文学作品的出现确需要时间的洗礼与生活的沉淀，尤其是面对这场既突如其来又错综复杂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公共卫生事件，没有足够的时间、必要的学养、深入的思考和精湛的艺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使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出现以此为题材的深厚之作。这是由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既然是规律，那就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正因为此，我们才不难发现：但凡面对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此为题材的优秀文学作品总是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时间上的滞后，二是空间上的拓展，既可能直接切入重大事件，也不排除曲折地反思重大事件中的某一个点或某几个点。

    记者：此次疫情波及面广、影响力大，需要做必要的反思与总结。就您个人而言，这次灾难给今人与后人留以怎样的警醒？

    潘凯雄：的确如你所言，此次疫情波及面广、影响力大，需要做必要的反思与总结。但这种反思与总结如果是深刻的话，恐怕就如同我上面对产生有关这类题材杰出的文学作品的认识一样：需要时间的沉淀。坦率地说，这段时间自己的状态主要是被疫情的发展、变化与走向牵着走，具体表现为因疫情恶化而忧、因疫情平缓而喜，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反思与总结。当然，在这个随疫情起伏而思绪起伏的过程中，脑子里时常浮现的几个点就是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热爱生命、敬畏自然。这些或许都是由这场疫情需要深入反思与总结的若干重点吧。

    记者：疫情以来，出版界积极进行防疫复工相关部署安排，中版集团也不例外。可否结合相关内容，谈谈在此次疫情中，出版人所应担当的职责与使命，以及疫情大考前如何纾解复工难题？

    潘凯雄：疫情暴发以来，中版集团始终按照党中央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开展工作。就我个人认识而言，作为一个出版人，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既要积极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更要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除去在抗疫斗争中一些阶段性的特定动作，诸如捐赠、免费开放若干阅读平台等，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既是职责所在，也是在专业地履行社会责任。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其实总是需要阅读的，无非是阅读的内容与载体不同，特别是当疫情泛滥之时，人们被禁足在家，有了大把的时间。如何为他们提供优质的读物就是我们出版人的职责所在。时常有阅读欠景气及唱衰纸质书一类的哀怨声入耳，说实话对此我是存有异见的。对出版人而言，更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每年几十万种的出版物中有多少种平庸空洞重复之作是经自己之手流入市场的？疫情当前，出版流程受阻不可避免，但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出版也未必在这一时一地，只是如果硬要将其出版的商业属性置于高位那就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