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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委员的家国情怀

2019-04-23 05:38:13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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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的父亲张公瑾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著名民族语言学家、民族古籍和文化学家。张公瑾先生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语言学理论教学研究,致力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和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成果丰硕、贡献卓著。张颐武和他的父亲是两代政协委员,又都是人文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本刊请张颐武先生谈谈父子两代的故事,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学术传承,以及“坚持明德引领风尚”的学者责任。

  一

  我的父亲曾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年后,我则有幸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政协工作最初的感性认识,是源自20年前我的父亲担任政协委员时的履职经历。

  我和父亲都在人文学科领域做研究工作。父亲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事业的拓荒者、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学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我在北京大学做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2017年4月26日,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高远的文化关怀、扎实的实证研究、深入的理论探讨,都令我更加怀想和敬佩。在我成为政协委员之后,父亲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那些岁月里的片段也逐渐浮现,并愈加清晰。

  父亲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富庶的大家庭中,经历了抗战时期。他几次和我讲起战乱中可以看到飞得极低的日本飞机上飞行员的脸,他曾和我描述他永远忘不了那张在飞行帽下的日军年轻面孔的得意表情。这使得父亲从小就有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高远的文化关怀。这让他在做学问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命运有着真切的期望。作为一个在乱世中长大的人,他经历过国家民族危亡带来的痛苦,他总是期望自己的语言学、民族学的研究和这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他的思考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发展,立足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间的和谐。他对他投入毕生精力探究的傣族文化有着真挚的感情,希望他自己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有所助益。他也着眼于跨文化的研究,对于人类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和相互理解抱有坚定的信念。

  我小时候,父母常常聚少离多。父亲当时参与到傣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他多次到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傣语。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父亲连续三年深入到傣族地区,和村子里的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去就是几个月。父亲和家人的团聚是以探亲的形式回来,所以我们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那时国家还很困难,当地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父亲给我们写信常常提到当地老百姓生活如何艰苦,他信中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对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改变有所助力。长期在一线调研,父亲最终能够熟练地运用傣语和傣族百姓进行交流。这让他后来的许多学生深为感叹。

  因为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得父亲后来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他在傣历、傣族语言等方面的工作就是这种实证研究的最好的范例。

  上世纪70年代,父亲通过贝叶经等研究傣族的天文历法,这在过去是无人研究整理的。父亲通过田野考察、搜集大量一手资料,调查研究了傣族的天文历法和宇宙观。这对于整个民族学科的推进都有很大的帮助。父亲那时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他对傣族的天文历法进行抽象总结和理论上的思考,他计算出很多公式。他也通过现代天文历法知识来对照印证傣族的天文历法的发展演变,如傣族新年是如何设定的等。那一段时期,作为人文学科领域学者的父亲,俨然像一位数学家。

  父亲去世前的半年左右,他摔了一跤,在此后的检查中查出了肺癌,他最后的这些天都在很艰难地和病痛共处。他的力量开始衰竭下去,他的精力好像要耗尽了。但他在病榻上的所思所想仍然是他的工作和学生。他在这些日子也要坐在他的电脑旁忙着回复同行和学生的信件,也要把手头的工作迅速地交代给同事和学生。他知道日子已经不多,需要加快做事。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还躺在床上把一个U盘交给我,让我把里面关于民族古籍的资料发给他的同事,其实他也是向他们交代,自己的力量已经要用完了,希望他们把

  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延续下去。

  二

  父亲的工作贡献已经载入历史,有他的三卷本的文集记录下来,传递给他的领域的同行和后来者,成为珍贵的思想资源。

  作为一个同样是以人文学术研究作为自己职业的教师,是父亲有意让我从小就感受这种最真实的学者生活。邻居们都是各领域的大家,像王尧等老先生们常与父亲聊天,父亲总让我在一旁听着。这让我对学者生涯产生了持续的兴趣。我大概上高中时,父亲每写文章,都和我说说心得。他对我的工作也一直有兴趣,有些新理论新方法也很希望与我讨论。

  父亲的善良总是被人提及,许多中央民族大学的人在遇到我,知道我是张公瑾的儿子时,总是会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

  父亲去世时,他的生平介绍中有这样几句话:

  春风化雨,立德立言,先生之功也;谦谦君子,厚德载物,先生之谓也。古籍巨著学术文章彪炳后世堪称不朽,民族同胞亲朋弟子长铭恩泽即是永生。

  父亲那一代学者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们做学问不说一句空话,立论严谨,客观面对事实,也踏踏实实、甘于寂寞。父亲在民族学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也独爱陶渊明的旷达通透。陶渊明的三首《挽歌诗》,这是父亲晚年反复念的,读完还会会心一笑。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读这几首诗,也让我在哀伤之中获得了一种平静。

  三

  我父亲到政协后,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方面做过很多呼吁,通过政协的渠道很多问题都得到了回应和解决。他非常珍惜作为政协委员的责任,也非常积极地参政议政。比如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问题、少数民族人才断层问题、少数民族古籍保护问题,他都做过呼吁。他个人在中央民族大学内部就做过调研,也跟随全国政协和无党派都去做过相关方面的调研和资料搜集工作。当时傣语的传承发展面临困难,傣语人才匮乏,资料的整理后继乏人,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我父亲搜集大量的资料,并写出提案,对傣族语言的保护起到了推动作用。

  另外我父亲对社会问题也很关心。当时市场经济刚刚发展起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违道德风尚的价值观念。父亲对此很忧心,他就如何提升全社会的价值观,建立更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提出过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的建议。通过政协的平台,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父亲感受到,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政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重要的渠道。

  过去我父亲认为,很多现存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是积重难返的,但是他亲见、亲历了在政协的推动下,很多问题的解决流程顺畅了,效率提升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父亲也亲见、亲历了政协委员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决策中来的过程,看到很多社会问题的逐步改善。他说,虽然只做了一届政协委员,但这成为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也是难忘的一部分。

  在这一点上,我与父亲有着同样的感受。

  去年我参加了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调研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双周协商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问题、很多现象,既有特殊的,也是有共性的。我就此写了多篇文章,既通过政协的平台发声,也同时将其发表在多家媒体上,很快文旅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主动找到我,就我关心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与我进行了交流协商,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回馈。

  同时,我发现全国政协特别注重学习。在学习当中委员们建言资政的能力也得以提升。我多次参加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的学习活动,学习国家整体的发展趋势、了解社会的最新热点。在了解学习、深入交流探讨之后,来自各个领域的委员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观点和看法,这样的观点的交流、思想的激荡对于委员们都有很大的启发。比如我一直关注文化领域的问题,一次一位北京人艺的演员发言,提出现在演艺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剧院后,剧院仍然需要重新培养。这对于我自己考虑综合性高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如何适应社会需求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通过调研、学习,让大家的所思所想充分地交流、交锋,这其实也是一个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尤其是对于很多社会重大问题,比如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等方式,来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促进相关部门的沟通,通过这样的凝聚共识的方法,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画出最大同心圆。

  人文教育的目的是以文化人、培根铸魂。实际上就是文化工作,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相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广义的文化工作。这其中一个是学术性的,一个是艺术性的。包括我父亲从事的民族学和我自己从事的理论批评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两个领域包含着价值观的问题,两个领域的根基都是人民,服务的对象也是人民。最终,我们需要用明德提升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提升人民的价值观。今天的环境与我父亲所处的时代不同了,社会状况也不一样了。但是哲学社会科学与文化艺术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是有巨大贡献并发挥作用的。人民给予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以滋养,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应把这种滋养融入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中来,最终再回馈给人民。唯此,才能形成学术、艺术与社会的互动,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

[责任编辑:丁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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