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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认识吕其明?但你一定听过《红旗颂》,重大政务会议都由它热场

2019-01-16 10:58:23 来源:上观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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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89岁作曲家吕其明 一颗真心献给祖国

  吕其明/口述 吴桐/整理

  我10岁参军,15岁入党,在红旗下前行,在党的怀抱里成长。今年我89岁了,回过头去看,我的创作永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创作。70年来,我和我的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父亲牺牲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后回乡办学校、办报纸。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在敌人的追捕中,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来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他曾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我10岁就和姐姐一起加入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当时母亲觉得我们太小了,很舍不得。但父亲坚决地说,要让孩子们去革命的大熔炉好好锻炼。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文工团跟着部队每日行军,到了营地,就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

  在一部三幕抗日题材小歌剧《农村曲》中,我演一个逃难的男孩小毛。有一次我们走了一天的路,到了晚上开始准备演出。第三幕间奏曲响了两遍了,我还没上场,大家着急地到处找我,最后发现我躲在桌子搭成的布景底下睡着了。我心里不好受,但团长没有批评我,说大人都累,孩子就更累了。从那以后,每次演出前,团里都会请一位老大哥或老大姐给我讲故事,直到我上台。还有一次演出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到了一个村子,发现鬼子放火烧了村庄刚刚离开,于是一边帮助村民救火,一边搭台准备演出。演到高潮的时候,台上的“王大哥”要去参军,台下也跳出来两个小伙子,要和王大哥一起去参军。我当时非常激动,感到我们的抗日宣传工作充满了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军战略转移时,父亲由于重病无法随大部队行动,决定从长江水路秘密转移,但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引诱和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最终走上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父亲牺牲时年仅43岁,而我只有15岁。就在那一年,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对自己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参加革命70多年来,我一直踏着父亲的足迹在前行。

  1949年到上海,脱下军装迎接新挑战

  1949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当晚在老北站大厅的条凳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我背着一把小提琴,走到上海的街头。到了11月,我们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脱下军装非常不舍,很怀念过去的战斗生活,但在上海,我们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1951年,21岁的我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以前在文工团我是拉小提琴的,要为电影作曲,我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怎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呢?刚开始,我每天夜不能寐,一面翻书一面写,不断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1956年,我26岁,为电影《铁道游击战》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至今没有被人们遗忘。这是我第二部电影配乐,里面用到了许多山东民歌的元素,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山东渡过的几年时光。当时,我用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成为宝贵的创作素材。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这是我1944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一直牢记不忘的信条。还要一条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这些思想早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不断生根发芽。

  上世纪60年代,我为电影《红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首战平型关》等电影写下配乐,1963年,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郑成功》。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迎来创作的春天,为电影《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子夜》等电影配乐。90年代,还有《焦裕禄》。2012年,82岁的我与作曲家陈新光合作,谱写了交响组曲《使命》。

  《红旗颂》定稿,献礼共和国70周年

  我今年89岁了,每天都会花上一段时间在书房里,整理和修订自己的作品。我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刚刚完成定稿,很快就要重新出版。这部作品直到今天,还常常在中外舞台上被不断演绎。

  说实话,当初接到这个创作任务,我并没有自信。那是1965年2月,在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会议上,音乐界的老前辈们给了我一个任务,写一部歌颂祖国的音乐作品,定名为《红旗颂》,在当年5月的“上海之春”首演。

  面对突如其来的命题作文,我既兴奋又紧张,一方面担心时间紧、任务重,怕难以完成人物,但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不想辜负前辈的信任和厚望。于是我毅然接下任务,决定背水一战。

  《红旗颂》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一幕。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天安门广场国歌嘹亮、礼炮齐鸣、人潮涌动。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开国大典,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几年,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大的游行,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高呼口号跟随人群前进,热泪盈眶。这些真实的经历,对我写作《红旗颂》帮助很大。在《红旗颂》中,红旗飘扬的形象,从头到尾贯穿在音乐里,我还用到了进行曲式,好像一个巨人的步伐,无法阻挡地向前。

  看着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想到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吕惠生,我对红旗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就这样,我热血沸腾,眼含热泪,埋头书写,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我把我真实的体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全都融进了音符。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50多年来,我对这首短短的乐曲进行了反复修改,如今终于定稿了。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繁荣富强。

[责任编辑:丛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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