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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者刘伟

2018-11-06 09:17:32 来源:人民政协网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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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一声春雷、醍醐灌顶。之后40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时代让你敢想、敢于探索和创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焕发起来。”

  ◆刘伟简介: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研究领域有时在庙堂之上,有时在江湖之远,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没有哪个时代,经济学家会被如此器重。同样,他们也倾尽所有,为中国经济走出一条新路,贡献智慧。

  在新中国经济学家族谱中成为第三代翘楚、在中国顶尖高等学府执教30余年,刘伟说他只有6个字:读书、教书、写书。接近他,读懂他,你会发现,1978年那张让他感到费解的北大经济系录取通知书,是带他走向高等学府的钥匙,也给了他40年来从“知道经济”到“经世济民”的勇气。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于你们而言是句听惯了的话,但在40年前的我听来,就是醍醐灌顶。”刘伟的故事并不复杂,他一直在赶考,机会是起点,时代是动力……

  人生第一次赶考:

  被“赶着”考进北大经济系

  刘伟给很多人的感受,是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甚至还有些可爱。一次,记者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赴甘肃陇西做扶贫调研,恰好与刘伟分在一个小组,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亲力亲为。东听听、西看看,话不多,但总能问到点子上;愿意和老乡们在一起,有时到田间地头或者是老乡家里的柴房调研,蹭上一身灰,也非常自然。他享受这个过程。

  采访约在北京寒冷薄雾的深秋早晨。虽然后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博士生开班致辞,但对记者的提问,刘伟丝毫没有懈怠。

  “这个季节如果在北大荒,是不是已经很冷了?”

  “北大荒的冬天冰冷刺骨,国庆节前后开始下雪也是常有的事。“1977年,就是在这样的深秋,20岁的刘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20团5营5连的工作岗位上,欣喜却又不安地听到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时隔41年,回忆起当时的心情,刘伟嘴里说着“很复杂”,但嘴角上翘分明告诉听者,他当时很兴奋。

  20岁之前,虽然他努力做到在任何时刻都保持良好状态,以此向在抗日战争中屡获战功却也遍体鳞伤的父亲证明自己。但对于他,以及他那一代人而言,生命的序曲非但不是华篇,甚至色调灰白。

  “我1957年1月出生在河南,祖籍在山东沂蒙山脚下的蒙阴县,那里不怎么出名,但有一块‘很著名’的方形石头,叫孟良崮。”关于家族再远一点的历史,刘伟已经追溯不到了,他只是知道,从爷爷辈到父亲这辈,没什么人读过书。

  “我上学早,5岁多就上小学了。那时小学还分为初小和高小。1966年,我初小毕业,按现在说就是读完了小学4年级。应当升高小时赶上了停课闹革命,我对这事印象很深———有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到机关礼堂看大字报。当时学生们认为去看大字报就不用上课了,还都挺兴奋,但也是从那儿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没再正规上过课了。”1968年,刘伟到了升初中的年纪,又赶上复课闹革命。

  课虽然是复了,但学习还是断断续续的,不成系统。一直到1973年,中学的基础教育才被再次重视和强调,但这几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在接受采访时,他不止一次提到,整个中学时代的训练都很糟糕,甚至支离破碎。

  就在1974年,17岁的刘伟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营部工作。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分了6个师,他在第三师20团5营5连做农业工人,说白了就是在国营农场种地,算上补贴,一个月能挣32元,这在当时算是“挣得不少”。

  没过多久,刘伟获得在营部政工口负责宣传的工作,因为平时要帮领导写稿子,所以必须读书看报,掌握最新精神。营部有间资料室,书虽然不多,但都是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名著类的,很好看。因为工作需要,刘伟得到了这间斗室的钥匙。

  那是个书荒的年代。年轻人都想看书,却找不到书,只能彼此换着看、借着看。而拿到资料室的钥匙,意味着刘伟可以随时看里面的书,他用“奢侈”形容当时的感受:“当‘书荒’遇到对知识的渴求,年轻人是珍惜,甚至是饥不择食。”时至今日,刘伟说他依旧喜欢读书,特别爱逛书摊儿,“去触摸这些书,看看大家最近都在关注什么,闻闻书香,心旷神怡。”

  除了读书,就是玩。18岁的刘伟没想过、也不敢想未来,只是觉得每天过得很热闹,兵团里有很多年纪相仿的伙伴,大家精力旺盛,跑跑跳跳。因为经常要到营部开会,从连部去营部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刘伟只好骑上十几里地自行车往返,但那时的他不觉得累。

  “1975年,毛主席要求学‘马恩经典语录’,我记得当时还有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核心就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资产阶级的产生。要完成这样的学习,中央开了很多书单,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各地也开始办培训班,兵团当然也得学。记得是‘八一农垦大学’为此办了一个班,我所在的20团,抽调我和另一个同志去学习。因为时间紧且理解能力有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对有些内容的理解可能并不对,但无论如何,开卷有益。”当时的刘伟可能不知道,因为工作带来的学习便利,为他即将获得的一次人生大考创造了机会。

  那是个寒冷却孕育希望的深秋,虽然也听说恢复高考的条件并不具备,但刘伟和小伙伴们还是得到了准信:邓小平同志拍板了,高考对他们而言已近在眼前。

  “40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当年国家政策这一步走得太对了。否则没有人才,能做成什么事?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决定。”40年,刘伟的人生路已超出了祖辈和父辈的既有轨迹,但在当时,填报志愿难住了他。

  “现在,我经常看到很多优秀学生为高考报志愿烦恼。不止一次,我对我的学生们说,你们经历的是甜蜜的烦恼,因为机会太多,你们挑花眼了。我当年的志愿是非常‘理性’的,第一要去大城市读书,这样好找工作;第二最好能去图书馆工作,这样可以看到更多的书。”

  赶考赶考,刘伟的大学,还真是被“赶着考的”。

  1977年国庆节前夕,刘伟接到参加高考的通知,复习时间只有1个月,没有复习材料,只能是手边有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由于黑龙江省参加高考的人太多,所以分了两批考,第一批是11月14日的初考,第二批是12月底的终考。

  1978年2月,刘伟接到人生中第一张录取通知书,他看到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普通班本科生”,不是心心念念的北大图书馆系。

  “我估计就是没考好,因为准备太仓促了。但可能分数又够了北大招生线,所以把我调到经济系了。”忆当年,刘伟依旧“耿耿于怀”,他随即回忆起这之后的一系列“趣闻”。

  “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很多人不知道大学里有经济系。可以理解,对国家来说,当时还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经济研究不被社会普遍关注,从教学来说,经济学并非显学,给人的感受更多是沉闷。以至于我报考大学时,只知道有政治经济学,而不知道大学里还有个经济系。”刘伟清楚记得,有人通知他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很多伙伴和他一起去拿,拿到之后一看是经济系,“我问他们,经济系是学什么的,没有人知道。我身边有一位姓陈的北京知青,当时在我们营部的中学教书,他想了半天说,可能是学打算盘的。”说到这里,刘伟笑了起来。

  学生是这样的认知,老师教起来,或许就更难了。

  在刘伟的记忆里,经济学本科四年他学得非常刻苦,不光是他,整个77级,整个中国,都开始了疯狂学习和追赶。

  “有趣的是,大学本科四年下来,我们没有一本公开出版的教科书。甚至外语课也是老师刻钢板油印的活页。”或许是机缘,或许是命运,总之刘伟走上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之路。他毕业时,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下成为显学,时代成就了刘伟和他的同学们,也赋予了他们新的使命。

  从考上北大经济系到从北大常务副校长岗位上调走,刘伟陪伴了北大37年。这段时间里,他从本科到研究生,先后获得了北大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后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1992年35岁时破格晋升为教授。

  老师的老师:

  未名湖畔的往事和挥之不去的情怀

  有人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界前前后后涌现出四代经济学家。

  按照这一说法,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属于第三代。

  身在其中,刘伟所看到和经历的经济学大家之间的交流,有两个关键词,叫做“慎独”和“师恩必报”。

  “1988年夏天,一个黄昏,我和新乔兄(平新乔,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在未名湖边遛弯,夜色里看见前边好像是岱老(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在散步,从背影看,气度很像,但依稀看见他穿的蓝衣袖上有一大块洗得泛白的补丁,又觉得可能不是他。那时国家虽然不富裕,但在北大校园里穿打补丁衣服的人已经非常少见了。于是我们赶紧追上去,一看还真是岱老。那块补丁泛出的白光,我久久难以忘怀。要知道,我们刚入学不久,岱老曾经代表学校主持接待过来访的墨西哥总统,路线是从北大南校门向北走到图书馆东门,我们这些学生在西边夹道欢迎。那天岱老穿了件黑色呢质中山装,拄着拐杖,陪墨西哥总统一路走来,那份典雅、淡定,无法用语言表达。1997年,岱老去世后,主持丧事的岱老外甥女唐斯复女士曾问我,岱老穿什么衣服走合适?我就给她讲了这个故事,后来岱老就是穿着那件黑色中山装去的。我们去送他,见到的还是那份从容、高贵、安详。”忆往事,刘伟感慨万千。

  在群贤毕至的北大,令人久久难以忘怀的瞬间,其实很多。

  北大经济学院的张友仁是刘伟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张先生非常注重尊师重道,记得我刚上北大不久,孙冶方先生受北大经济系邀请,为我们作学术报告。孙冶方先生是无锡玉祁人,很早就离家投身革命,但乡音未改,因此他作的报告,我们这些北方学生听着实在吃力。记得当时张友仁先生站在冶方先生身后的讲台上,随着冶方先生的演讲,把难懂的话写在黑板上。那时张先生也已年近60,而且有点发福,又正值盛夏,写几个小时板书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尊重师长的大课。”

  刘伟的博士生导师是萧灼基先生。当时在他看来,与老一辈相比,萧先生是中青年一代,曾经是北大经济学院最为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极有才华。改革开放进程中,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学者,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常委。

  萧先生给刘伟的印象不仅是睿智和才华,更在于他的勤奋。“他曾说过,还在读大学本科时,他就许下两个志愿:一是在学习上,希望自己能通读马恩全集;二是在研究上,希望自己能写出《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后来他真的做到了。马恩全集共50卷,累计3200万字,横跨多个学术领域,绵延若干历史时空,能通读下来,没有一股长期坚持的韧劲和对马恩学说的执着,是难以做到的。”刘伟很早也买了“马恩全集”,放在办公室书架上多年,2015年从北大调人大工作,他还嘱咐办公室同志千万要运到人大放好。“但真的没能坐下来系统读,更多的是出于作为资料文献依据的出处查找方便。不能不更佩服萧先生当年的刻苦。”

  这些榜样,有的是刘伟的老师,有的是老师的老师,无论身份如何,治学严谨、淡泊名利、求真慎独、经世济民,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关键时刻的学术力量:

  从陌生、效仿到自成一家

  读书、教书、写书,过去40年,刘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建言者。通过调查研究和笔耕不辍,他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比如关于所有制多种成分的争论。

  “承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需要,进而是否承认非公经济本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实是相当沉重的。”

  在刘伟看来,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先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承认个体经济,然后是承认私营经济,再到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直到党的十五大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他赞同公有制必须为主体,否则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但他不赞同把非公有制经济分割开来、独立出来作为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进而与公有制经济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在这一点上我赞同董辅礽先生的‘八宝饭’观点,‘八宝饭’中有米、花生、红枣等,凑在一起是‘八宝饭’,拿出其中任何一种原料都不是‘八宝饭’。”刘伟说。

  再比如“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在刘伟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首先面对的是怎样迅速摆脱贫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开始就高度关注贫困问题。

  贫困本身具有累积效应。从需求端看,由于贫困,人们购买力低,市场需求低,进而对投资者吸引力弱,投资增长慢导致经济发展迟缓,进而新兴部门就业机会增长少,伴随人口增长,人均收入水平再降低;从供给端看,由于贫困,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水平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弱,投资增长能力弱,则经济增长慢,就业机会增长少,伴随人口增长,同样导致人口收入降低,更为贫困。这种贫困的循环又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为落后经济培育增长动能?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尽管开展了许多研究,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正统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并未取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摆脱贫困的成就,的确给世界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智慧和自信,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需要从理论上深入系统总结提炼,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提供养分。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前后世界银行有关专家对“东亚泡沫”现象作出研究后概括性地提出的概念,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但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经济现象还是存在的。

  “从现象来说,的确有些国家经济成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特别是越接近高收入发展门槛,其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越严重。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极复杂的,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更有其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回答如何克服‘贫困陷阱’方面,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方案及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回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理论、道路和制度及文化自信。”刘伟说。

  40年,为时代、为国家培养经济学人才。一直没有离开课堂的刘伟认为,他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学教学的感受,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陌生。“那时我们不了解经济学,连它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去了解国际社会经济学的发展是个什么水平了。当然,造成这一状况,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增大,第二阶段是模仿。“在我们发愤图强的过程中,大量国外经济学教材流入我们的学校,教学都照着人家来。虽然模仿也是一种学习,但这种学习多少感觉有点被动,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缺乏自信。”

  第三阶段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们逐步梳理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科教育的理论自信,用中国的语言和方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自信来自于40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它不是得益于西方理论的成果,而是我们自己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使之再进一步地指导下一步的实践。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过去40年,刘伟的感受同样很深。

  “当年那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一声春雷、醍醐灌顶。之后40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这个时代让你敢想、敢于探索和创造,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焕发起来。可以说,这40年,不是过去任何一个40年能够比拟的。”谈及此,刘伟非常兴奋。

  对于全国政协而言,刘伟是“新兵”。

  “我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也是经济界别委员。在这之前,我是九、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十、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那时我还身兼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分组讨论时,关注点主要是和青年有关的问题。现在我是以经济学者身份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更多的是要以政协委员身份,从界别角度出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我觉得,这也是社会预期管理的一部分。”履职不到一年,刘伟说他还在学习适应的过程中。

  “全国政协是个高端交流平台,大家提出的意见更有综合性和客观性、全局性,这是和其他身份不一样的。比如我现在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除了要求专业性,还要求站在央行角度、维护央行职能发挥的需要。而作为政协委员,我们的视野会很不一样,我会珍惜这个平台。”

  话音刚落,秘书就来敲门了。办公室外的会场里,众多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寻求方法论和路线图的莘莘学子,正等着他们的刘老师。(本报记者 崔吕萍)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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