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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敖虎山

2018-08-27 14:01:14 来源:人民政协网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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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敖虎山,仿佛一个进入领地的王者,四下巡视着。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术室的冗长甬道里。

  ◆敖虎山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国际心血管麻醉医师学会理事,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

  敖虎山是一名麻醉医生,就职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年头,按照中国人生肖计岁的传统方法,今年已满两轮。这个数字,无比接近他一儿一女年龄的总和。

  虽然经常出于社会身份的需要,敖虎山会出现在一些政治场合和公益活动中。但应对“场面”上的人和事,他身上总有显而易见的自持和难以摆脱的端谨,难以彻底与当下融为一体。

  而在手术室里,他不动声色却掌控着全局。

  在监测仪器滴滴嗒嗒的背景声里,敖虎山一边放松地跟手术台上的病人拉着家常,进行语言安抚和转移,一边有条不紊地操作着排成一列的麻醉注射器,里面准备了种类不同、分量不等的麻醉剂。他往病人静脉通路里输入液体,进行着麻醉诱导。渐渐,麻醉剂开始发挥效力,病人的声音渐渐放缓、变小,进入深度镇静状态。

  一旁的助手接好了各种管道和仪器,并借助喉镜,把导管插入病人气管,“这是保命的通道。”顺着敖虎山的手指方向,通过可视喉镜,病人口腔里的状况一清二楚。

  敖虎山不再说话,眼睛紧盯着监测仪屏幕,监视心电图、血压和血氧的变化。指挥着助手,通过仪器,做药物调节……此刻的他,仿佛一个进入领地的王者,四下巡视着。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术室的冗长甬道里。

  保命大夫

  多人共享的办公室右侧,有一窄溜儿空间,关上门,就是敖虎山的独立空间,因为拥有这点不一样的“特权”,这里被称为“政协委员的办公室”。等待手术或工作间隙,他会坐在这里喝喝茶,通过一侧的半落地窗朝外眺望,身处西二环,窗外是望不到头的城市建筑。

  西方影视剧里,麻醉医生总与高薪、体面紧密相连。但中国的麻醉医生,近年频频登上新闻的却不少与过劳、猝死相关。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随着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程度空前关注,就诊患者数量与医生数量被差异化拉大,尤其是麻醉医生,往往承担着超负荷工作。但现实的骨感还在于,往往手术一结束,外科医生可以脱掉手术服休息,跟进了整台手术的麻醉医生还要继续确保病人安全醒来。

  就是这么一台台手术做下来的敖虎山,不由感慨,“当麻醉大夫就是在走钢绳,不能丝毫放松。”

  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人体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对于同样的麻醉药,有的人过敏,有的人超敏,药物的不良反应也因人而异。为了达到“尽可能让他们不痛,还必须保证他们能醒来”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麻醉医生要在病人睡着后,时刻关注着监测仪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心电图、血压、血氧……因为,哪个数据偏离正常,生命就会出现危机。如果原因得不到正确判断和解决,生命就会无声无息地离开。

  麻醉医生的职责,就是悄无声息地纠正异常的生命数据,让生命循着轨道继续运行。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病人在手术醒来后,对着外科医生千恩万谢,却并不清楚,给自己“打一针麻药”的麻醉医生也是幕后英雄。

  关于“打一针”,曾有个经典故事。

  美国曾有一场关于麻醉医生该不该降薪的电视辩论,大多数人一边倒地支持给麻醉医生降薪。这时,出席辩论会的麻醉医生说了一句话:“其实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全场立刻安静下来,他接着说:“我打这一针是免费的,我收的费用,和我拿的薪水,不过是打完针后看着病人,不让他(她)因为麻醉或手术出血而死去,并保证他们在手术结束后能安全醒过来。如果你们认为我拿多了,也没问题,我打完针走就是了。”

  诚然,让每一个病人按计划睡去,再按计划醒来,是衡量麻醉医生是否优秀的职业记录,敖虎山也深知这行的隐蔽性。有人曾说:“工作有时很难找到成就感,除非出了人命,否则旁人很难看出水平的差别。”

  尤其在现在,技术的不断进步,让医生的操作更加便捷。在阜外医院的手术室里,如今早已配备全方位监测设备,还有自动给麻醉药的设备,一方面,这些设备替代了麻醉医生的手动操作,同时也减少了手动操作的实践机会。

  尽管每天接触外科手术,敖虎山依然“固执”地认为,“人的身体原件是最漂亮、最完美的,千万别上手术台让我给你做麻醉。”尤其这十来年,敖虎山看到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心血管疾病,不得不躺到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时,他心里常常是沉重且惋惜的。

  “年轻时在市级医院,凌晨两点手术做完了,就开始学习。”20世纪80年代毕业后在乌兰浩特市级医院参加工作的敖虎山,是下了一番功夫考到中国医科大学,正是这个持续了一年的“冲动”,让敖虎山后来的人生与心血管建立了联系。

  回忆1991年硕士毕业时,那时全国麻醉硕士研究生都很少,敖虎山来到北京找工作,到处都抢着要。又因老师曾说过,“心血管麻醉是所有麻醉中技术难度最高的。”心气高的敖虎山就奔着心血管专科医院——阜外医院而来。

  彼时面对着医院里来往的众生愁苦,敖虎山劲头满满,挑战在他而言,无非促使他更专注地投入工作,“我知道怎么救人,就不可能让病人心跳停止。”也因为,那时的医患关系不像今天这样,医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时,不用悬着一根自保的弦。

  高级“乞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首次设立“委员通道”。3月10日,敖虎山委员手提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缩写为AED),站在委员通道上,向新闻记者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两年前,敖虎山的一位好友心跳骤停,身边没人会心肺复苏急救,即使单位就在医院对面,急救车到达时,也已错过最佳时间,这让眼看着好友生命流逝的敖虎山至今想来仍感痛心。

  “中国只有1%的人会心肺复苏,在美国,这一数字是60%。”尽管3年来,经敖虎山所在的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组织策划的全国心肺复苏及培训公益活动已累计培训10万余人,但相比10亿人的体量仍显渺小。“希望国家重视心肺复苏培训工作,在中小学毕业、公务员入职或考驾照时,加入心肺复苏培训。”

  “这个就是救命神器。”敖虎山单手拎出一个手提包大小的AED放在胸前,“它的使用能显著提高心肺复苏的救治率。”在北上广等城市,除颤器配置率都较低,而在发达国家,这却是普遍的配置器材,“国家应进一步加大除颤器在相关场所的配置率。”

  在后来的“心手相连点亮生命”健康扶贫天山公益行新闻发布会上,敖虎山又讲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后续故事。因为看到他两会期间在“委员通道”接受的采访,此前一直推不动AED的深圳市,一下子就在公共场所配置了500台AED。

  2018年8月19日,是中国首个医师节。这一天,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秘书长敖虎山带队出发,赴新疆开展“心手相连点亮生命”健康扶贫天山公益行活动。当天下午,率先抵达的公益专家,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公益诊疗、基层巡讲系列公益项目。之后的10余天里,他们的公益车队还将为沿途3200公里的民族同胞送健康、送爱心。

  这些年,敖虎山带着学会团队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送医送药。也因为,敖虎山自己是少数民族,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的他比别人更知道,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健康教育更为薄弱的现状。

  做健康讲座时,敖虎山总是习惯性站立。尽管50多岁了,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没有中年人常见的腰腹,肩背笔直。深蓝色衬衣领子处,时常带着一个银饰领结。“这个是穿蒙古袍会用到的一种装饰。”因为不太可能整日穿民族服装,他便动脑筋移到了衬衫上当领结。

  做公益的初衷,说起来也简单。1995年去日本留学攻读博士时,我国的心血管发病率还很低。10年后敖虎山从美国博士后毕业回到北京,心血管疾病已呈暴涨态势。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生活变得富裕了,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然而过度饮食导致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脑卒中及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找上门来。心血管疾病80%是可以预防的!“不能任由无知下去了,得做健康教育。”

  “出去讲课非常难。”走出医院科室单独面对社会时,才发现挫折比想象中多得多。甚至5年前,敖虎山在某地级市做健康讲座时,连社区的人都聚不齐。

  时至今日,尽管已经是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外出去传递健康理念做科普教育,面对寥寥十几个人的尴尬也还是会让敖虎山遇到。遇上了,他也不多计较,“一台手术可以救一个人,一堂科普公益讲座,可以让在座的十几个听众受益。”听过他讲座的人,不少开始默默地运动了。

  “时刻感到自己在救人。”即使有着心底向善的正义感做支撑,但做公益毕竟不同于当医生。医生往往是别人有求于己的甲方,而做公益则是有求于人的乙方。“尤其在募集资金的时候,说服别人支持我们的时候,必须得低下头来求人。”

  最开始,敖虎山也很不适应。一次他因公益活动找一个当院长的同学协调,对方只是让他在门口多等了一会,他都萌生出了强烈的羞耻感。后来,次数多了,他也想通了,“这个时候是为了更多人考虑,不是为了私利求人。”现在,敖虎山自嘲自己是一个高级“乞丐”。

  还有一段经历,敖虎山很少提及。因父母去世早,他从小跟着哥哥姐姐长大。漂泊无助的感受特别深,“在一个地方,有一帮自己的小朋友圈,却很快就到了另一个姐姐家住,然后又没有朋友了。”

  做公益可能也出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小的爱缺失了,人性的力量,会指引去更大的空间里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公益,说到底就是陌生人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和相互传递的大爱。

  医保往事

  第一次认识到国内外保障水平的差异,是1996年。当时在日本读博士的敖虎山做了个小手术,医疗保险报销后,还给他返了100日元。敖虎山记得,那时,北京超市这种商业形态刚刚兴起,在中国的有些地方,人民温饱还成问题。

  两年后,中国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此前,我国一直沿用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构成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

  与离开时“得是公家人才能享受医保”的情势大不相同,2005年由美国博士后学成归国的敖虎山发现,城镇居民都有医疗保险了。同时他也看到,冠心病等慢性病大幅增加。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人天天跑步健身,严格作息、饮食清淡。原来,他们也曾经历过跟我们一样的社会发展历程后,才知道运动、饮食、心态对健康的重要性。

  从2001年起,医保管理部门逐渐在全国统一医疗服务价格,按照一定比例报销患者的实际就医开支。多年来,这种支付方式运行平稳、操作便捷,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相关医疗服务项目的弹性空间较大、医疗收入与提供的服务项目也直接关联,容易诱导“过度医疗”,出现“大检查”“大处方”等现象,进而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据统计,从2005年开始,我国卫生费用增长速度均超过GDP增长速度。

  负责阜外医院10年医保办工作的敖虎山,很清楚随着人们对健康的不断重视、疾病谱的发展变化以及医疗新技术的应用,医疗费用将不断上涨。因此,“控费是一个永恒话题。”在日本、美国工作生活10年的敖虎山深知,用科学的方法控制医保费用增长,是各国都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方面,敖虎山通过提交政协提案,呼吁成立第三方机构监督实施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结合其他国家经验,开展探索及试点,解决医保困境。

  另一方面,敖虎山始终相信,“预防是最好的控费方式。”上医治未病,谓之养生。他以美国人过去100年间增加30年寿命为例,分析其原因在于政府将部分医疗费用改投到运动为主的预防保健上。

  敖虎山自己也在身体力行着简单的保健:每天一万步,不吃午餐。

  前段时间,敖虎山跟随全国政协调研组到基层调研。在某地一家医院调研时,他看到很多人在输液。出于职业习惯,他上前问道:“得的是什么病?”得知就是感冒后,他不禁追问:“查血了吗?白细胞高吗?”患者茫然摇头的样子,让他心底不是滋味。

  10年前,由于人们的医疗知识普遍有限,普通疾病到医院经常得打针输液治疗的现象还存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

  现在,距离敖虎山从美国归来,已经十来年了,这种不科学的医疗方式还能在基层医院看到,也恰恰说明,基层从诊治到预防保健的转变还有不小的距离。

  最近一年多,敖虎山在做一件有些吃力不讨好的事,也遭遇到力不从心的难。

  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联系藏区开展一对一结对子帮扶,通过微信、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手段,选择国内部分三级医院的优秀医生以结对子方式,为偏远地区基层卫生院的医生解答问题、指导诊疗,同时远程评估转诊病人情况。

  因为专业水平有限,藏区医生常常提不出什么问题。敖虎山就想,那就主动给他们出题,让他们作答。但这边,三甲医院的医生也有着繁重的工作,同样缺乏主动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说自己下一步的关注重点要放在加强基层医生水平上。“这么大的国家,总得一步步来。”

  “小步快走”也是一种前进方式,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跟10年20年前相比,“发展得好多了。”敖虎山想着,靠着政协委员这个“便利身份”,他还要再调研,“地方因病致贫的情况,乡镇卫生院的建设情况,还包括医疗保险的实施情况……”

  文明的深度

  在被问到一个麻醉医生为什么要做跟自己专业关联不大的心肺复苏培训推广时,敖虎山顺便又做了回科普:

  心肺复苏技术最早是麻醉医生发明的,心脏骤停患者如果得不到抢救复苏,4~6分钟后会造成脑和其他人体重要器官组织的不可逆的损害。从专业情感出发,敖虎山相信,心肺复苏完全可以救回来很多人,很多心脏骤停的人都很年轻。“他们不仅仅是单个人,还关联着好几个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身处人口大国,有时难以准确感受到生命的价值,而通过心肺复苏培训的普及过程,唤醒更多的人对生命的珍视和健康素养的提升。在北京市政协开会时,敖虎山当着市长的面再次作出以上的呼吁。

  同样是学习西医,看客的麻木和无知曾经激发了鲁迅弃医从文,也激发了敖虎山投身社会、做点改观的“血性”。

  “做手术累不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敖虎山并没有简单回答累或不累,因为只要看到手术室外的医生,从瘫坐的姿态就可以知道体力的付出有多少。他望着前方描述着一种美好景象,“就像是进入一种身外无他的禅定状态。”敖虎山的巧妙在于“驯服”:既然不能决定外部环境,那就向内寻求内心平静。

  但做慈善,却是向外突击,只有打破头脑里存在已久的一种认识,才能朝前迈出那么一步。

  在提案建议中,敖虎山提到,“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出台了急救免责方面的条例等,解决不敢救的问题。建议从国家层面推进急救免责的立法工作,同时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和具体问题的解读,让更多的人知晓急救免责的适用范围和内容,让更多的人,在遇到心脏骤停患者时,敢于伸出援手。”

  2007年成为九三学社社员,后来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敖虎山因为有着10年参政议政经验,忧虑地意识到这件“小事”可能带来的某种影响:如果有人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因为心脏骤停倒下了,却无人会救无人敢救,何谈文明国家?!

  经济与信仰对人心的救济作用,分属不同的维度。前者满足人的物质与普通文化需求,后者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一个社会正因为有这种精神维度,才显出文明的深度。

  每次讲课,敖虎山总是会举一杯水的例子。“日本有个试验,对一杯水赞美表扬感谢,冷冻出来的形态有着美丽柔和的图案;相反,对一杯水埋怨咒骂咆哮,冷冻后的冰纹凌乱不规则。”那么,70%为水分的人体,会怎样呢?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现代医学对人精神层面的关注,由于医学分科和医疗资源不足,常常被忽略。敖虎山认为医学人文的缺失,也可以部分归结为,“因为分级诊疗没做好,几分钟就打发了患者。没有时间做的,恰恰特别关键。”有的病,心疗反而更有效,往往交流彻底,一些问题就解决了。

  救人者必会自救,回顾自身,敖虎山说,“工作本身都是劳累的,医生的工作压力很大,公益的协调工作很难,所以工作时心态非常重要,快乐工作、享受过程……”

  还未来得及脱下绿色手术服的敖虎山,缓缓讲述着他打算实施的公益计划,这时的窗外,天空湛蓝,阳光柔和,一片初秋的舒朗高阔。

  (本报记者 韩雪)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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