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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上,是否风光依旧 ——傅雷的留法生涯

2018-04-09 09:41:34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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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傅雷在法国。资料图片

  刘海粟一行拜访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照片人物从左至右:张弦、张韵士、刘海粟、贝纳尔、傅雷。资料图片

  今年是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13日)诞辰110周年。傅雷学贯中西、通今博古,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搭建了一座贯通文学、音乐、绘画的桥梁。19岁时赴法国留学三年多的经历,对于傅雷的生命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他在探索西方艺术宝库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未来恢宏的事业由此开端。

  

  一提起傅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杰出的翻译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舅舅邦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都是通过他的生花妙笔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们还会想到钢琴大师傅聪——傅聪是傅雷的另一件杰作,其培育的过程,在《傅雷家书》里有精彩的呈示。在许多人心目中,这本书是一部艺术教育的“圣经”。

  然而,傅雷的价值不止于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傅雷虽未能为新文化筚路蓝缕,但却承前启后,将前贤的事业发扬光大。蔡元培当年倡导的“美育”理念,到了傅雷这儿得到了充分的实现。傅雷不是画家,一生没有画过一幅画,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却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性。傅雷不是音乐家,却培养了钢琴奇才傅聪,他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理解并不亚于专业音乐工作者,对中国音乐也很有研究。

  傅雷的人生经历过三次重大转折:4岁时从闭塞的家乡渔潭乡迁到十里外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开蒙读书;12岁时从“小上海”迁到“大上海”,考入上海市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岁时自费赴法国留学。这三次转折对傅雷都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第三次,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傅雷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得以重构,文化人格得以提升,未来恢宏的事业由此开端。

  

  1927年最后一天,法国邮船“昂达雷·力逢”号由上海黄浦江码头缓缓驰向吴淞口。随着故乡亲人的远去,傅雷不禁百感交集。他出国留学并不像富家子弟那样为了占据生存竞争的先机,而是为一种精神苦闷所驱使。血气方刚、桀骜不驯的傅雷,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多次违反校规而被学校开除,北伐时期又因参加驱逐学阀运动而遭追捕,不得不躲到乡下。客观地看,当时的中国容不得傅雷,而傅雷丰沛的求知欲也难以在这样的中国得到满足,出路只有一条——出洋留学去。望子成龙的母亲也赞成独子去留学,还卖掉田地来帮助儿子筹款赴法。

  经过33天的航行,“昂达雷·力逢”号于1928年2月3日到达马赛。傅雷于次日一早抵达巴黎,办完各项手续的一周后,就到法国西部维埃纳省的普瓦捷补习法语,开始了3年7个月的留学生活。

  《傅雷自述》里曾这样记述他留法的情形:

  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但读书并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留三月,一九三O年春去比利时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一九二八年(应为1929年——笔者注)在巴黎认识刘海粟及其他美术学生,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购刘之作品一件。

  读后,不禁让人感叹傅雷不拘一格的留学方式与通才的胸怀和气度。所谓“读书并不用功”,就是说他没有像平常学子那样按部就班,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自主学习,最大限度地利用异域文化资源和学习时间。游历采风也是学习方式之一,而1931年5月在罗马作关于国民军北伐的演讲,似乎已超出普通留学生的待遇。20年后傅雷在致儿媳弥拉的家书中曾说,自己当年是得到当地贵族巴索里尼伯爵夫人和她儿媳妇的引荐,才有了在罗马演讲的机会。至于为画坛风云人物刘海粟当口译,并成功说服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收购他的画作《卢森堡之雪》,则显示了傅雷出色的公关能力和美术史家的修养。

  与一般中国留学生相比,傅雷有着更强烈的融入异域生活的意愿和实际能力。他与欧洲文化似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一种夙缘。那么,具体的留学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在1954年4月7日致傅聪的家书中,傅雷曾这样介绍自己当年学法语的经验:初到法国半年,请私人教师与房东太太双管齐下补习法文,教师管读本与文法,房东太太管会话与发音,不停地改正,不是用上课的方式,而是随时在谈话中纠正。半年之后,他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生活,已经一切不成问题。十个月之后,就能在大学里听几门不太难的功课。这封家书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傅雷学习法语刻苦认真;二是他与房东关系亲密。据洪永川回忆:傅雷那段时间因学习过于用功,导致身体虚弱,房东十分担心,写信给他,让他劝傅雷注意健康,后来还陪傅雷到瑞士小住。

  1928年7月,傅雷携带西洋文学史书籍与厚厚的外语辞典,只身一人来到距普瓦捷两个半小时车程的维埃纳河畔一个小镇消夏。这里民风淳朴,风景优美,堪称世外桃源。傅雷的房间面临维埃纳河,“隔岸教堂巍然高耸,把傍晚的阳光,反射到河面上,一泓绿水中,映着金黄色的钟楼的倒影。河中长长的一带小洲,独立着像是河居时代的乐园,洲上林木荫翳,极饶幽趣”,“清早醒来,环境都异了。四个月来震耳欲聋的摩托声没有了,笨重的木轮,滞缓地碾过去的格格声,也离我远去了。这里,是这般的静寂:只有檐前呢喃的燕语与河滨清脆的捣衣声幽幽地传到枕边。墙下几声高亢的鸡啼,报告我是起来的时候了……”

  傅雷是这里唯一的外国人,却悠然自得,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他与店主夫妇从容地交谈,倾听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话题涉及广泛:欧战时华工的状况,战前的生活与战后的生活,物价、税收、政客的虚伪无耻……谁能想得到,这位谈吐流畅,举止得体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法国只有短短半年。傅雷白天用功,傍晚外出采风,徜徉于湖光山色,沉醉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状态中。夜幕已降,一轮明月,在群星的簇拥之中升上太空,河面蒙上一层银灰的薄雾。这时,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法文名篇《湖上》涌上脑际。这说明,经过半年的苦学,傅雷已能理解并且背诵法文诗歌。傅雷的中文翻译是——

  那晚,还记得吗?我们荡舟在无边的静寂中,

  远远地,在水波上,在碧空下,只闻得

  舟子的打桨之声,在协和的涟波上

  有节奏地弹奏,

  突然间,不相识的音调,从岸上,

  从幽美的湖畔传出这回声;

  引入的声浪,悦耳的口音,

  吐出这歌词:

  “啊,时间,敛了你的翅翼吧!你,慈惠的光阴

  休了你的行程吧!

  任我们,享受这迅暂的快乐,一生中

  唯一的美好时光!”

  这肯定是傅雷最早的文学翻译作品,虽然显得稚嫩,或许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人们一定要记住:这是一代外国文学翻译大师的起步之地。此情此景,令人想起中国古代诗人画家特有的生活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经意间,傅雷将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带到了异国他乡,使他的留学生涯大放异彩。

  

  傅雷留法,原本是准备攻读文学的,然而,到了法国后,面对星罗棋布的美术馆、博物馆、画廊,他受到极大诱惑。说来奇怪,出国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西洋美术的傅雷,对西洋的造型艺术,绘画的色彩、线条颇有领悟力。于是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的同时,又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听课。后来,傅雷结识了来自上海私立美专的画家刘抗,两人成了好友,一起住进巴黎郊外的一个家庭式公寓,经常结伴参观巴黎的博物馆、画廊,观摩古代大师的名作。

  傅雷后来与美术结下深缘,除了自身的艺术慧根,与另一个人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他就是上海私立美专校长,大名鼎鼎的“艺术叛徒”刘海粟。

  1929年春,刘海粟以教育部“特派驻欧洲研究员”身份来到法国,其时傅雷就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经友人介绍,傅雷成了刘海粟的法文老师、翻译。据刘海粟晚年回忆:傅雷教他法语认真而执着,当他准备付报酬时,傅雷当场翻了脸,说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中国的美术事业。刘海粟比傅雷大十多岁,见多识广,对傅雷的学识和才华十分欣赏,于是他们结成了忘年交。

  在刘海粟《欧游随笔》的系列文章中,傅雷的身影频频出现:1929年夏刘海粟率家人前往瑞士,先期到达的傅雷亲自赶到火车站接应,下榻友人白格郎的山间别墅。此后一个多月,他们置身湖光山色,写生采风,谈艺论道,其乐融融,傅雷还拍下刘海粟摘苹果的照片,称“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瑞士纪行》)。1929年9月28日晚上,刘海粟、傅雷、张弦等人聚集一堂,热议法国秋季沙龙的盛况。就是这时,傅雷替刘海粟填写了该年度法国秋季沙龙的出品志愿书;第二天早上,陪同刘海粟冒雨送画到熙熙攘攘的秋季沙龙办公室,申请者编号为7611;一个月后,刘海粟意外地接到了秋季沙龙入选通知书(《1929年的秋季沙龙》)。1929年10月2日,刘海粟、傅雷、张弦三人在观摩“现代巴黎画派展览会”时,获悉艺术大师布尔德尔逝世的消息,先是震惊,继而惆怅。傅雷说:“法兰西艺术界蒙丧。”刘海粟补充说:“那是,不但是法兰西艺坛的损失,也是全世界艺苑失了曙光。”两天后他们一起去布尔德尔在巴黎的工作室出席丧仪,瞻仰大师的遗容,傅雷走在前头,负责交涉,礼仪从容。另据刘海粟晚年回忆:在卢浮宫临摹德拉克洛瓦的代表作《但丁的小舟》时,傅雷为他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将此画的创作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使临摹工作顺利进行;1931年春,他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邀请办画展,作中国画学的演讲,傅雷根据他几句简单的“思想”,写出洋洋洒洒的《六法论》,使讲演圆满成功。

  在《瑞士纪行》中,刘海粟这样写道:“我们要了解艺术家的口味与天才,他的所以爱好某种对象,某种色彩,表现某种感情的原因,一定要在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当时一般思想中去找。为了解一件艺术品,必须要把当时艺术家的概况,周环和生活的情形极详密地考察出来,只要翻开艺术史的各重要时代,便可发现艺术之诞生与绝灭的原因。”这些论述与法国美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中的“种族、时代、环境”理论非常接近。当时傅雷随身携带法文版的《艺术哲学》,天天研读,做翻译的准备。他们的交谈中肯定少不了这个话题,刘海粟急用先学,将丹纳的理论吸收到自己的文章中。

  据刘海粟晚年自述,傅雷当时也尝试过绘画、作曲、弹琴,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为此十分苦恼。刘海粟看出傅雷的才具所在,劝他不要再把时间花在创作上,集中精力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这样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傅雷听从了这个劝告。

  当时的刘海粟,是傅雷心中的艺术偶像,傅雷视他为“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大师”,是“远征绝域,以艺者的匠心为我们整个民族争得一线荣光的艺人”。傅雷怀着虔敬之心,这样描写刘海粟在巴黎的朴素生活:“我有时在午后一两点钟到他寓所去,海粟刚刚从卢佛宫临画回来,一进门就我和谈他当日的工作,谈Rembrandt(伦勃朗——编者注)的用色的复杂,人体的坚实……以及一切画面上的新发现。半小时后刘夫人从内面盥洗室中端出一锅开水,几片面包,一碟冷菜,我才知道他还没有吃过饭,而是为了‘物质的压迫’连‘东方饭票’的中国馆子也吃不起了。”(傅雷:《刘海粟》)

  然而,傅雷兴趣不限于绘画文学,对音乐同样如此。据刘抗回忆:在巴黎郊外与傅雷朝夕相处的日子,受傅雷的影响,他在音乐和文学方面获益不浅,他们经常一起上歌剧院、音乐厅欣赏音乐和歌剧,精神上得到很大享受。而据傅雷自己的自述,他是读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之后,如受神光烛照,音乐慧根随之觉醒。在1934年3月3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傅雷这样写道:“曩者,年方弱冠,极感苦闷,贾舟赴法,迅即笃夏朵勃里昂,卢梭与拉马丁辈之作品。其时颇受浪漫派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起。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可见,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对于青春苦闷期中的傅雷有着重要的拯救意义,正如傅雷日后告白的那样:“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至此,横隔在各门艺术之间的壁垒对于傅雷已经不复存在,一个四面通透、气象万千的艺术空间在他眼前敞开。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结伴,乘坐“楠沙号”轮回国,抵上海时适逢“九一八”事变。算下来,在法国生活三年又七个月,对于傅雷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浓缩的黄金岁月,收获有——

  第一,精通法语,熟悉法国社会,沉浸到法兰西文化风土的深处,为日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傅雷后来能够成为译介法国文学特别是巴尔扎克小说的首席巨匠,与此是分不开的。

  第二,饱览西洋美术名作,探求西方美术的源流,奠定了美术批评事业的根基。从这个时期他发表的文章来看,年轻的傅雷已初步显示出艺术批评的天分。他的《〈艺术论〉译者弁言》分析丹纳的实证主义美学的得失,切中要害。他的《塞尚》对西方“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艺术作了高屋建瓴的透视,让人感受到一个东方学子与西方艺术大师的心灵共鸣。他1931年7月应法国美术杂志L Art Vivant“中国美术专号”之约撰写的《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从东西方美学的冲突与历史悖论的角度,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危机作了理性剖析。其中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对东西方美术差异性的阐述,以及对中国绘画美学特性的阐述,可谓独具慧眼。他的打通中西画学、构建中国画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也由此起步。

  第三,通过研究西方美术,认识了中国绘画的美学特性与价值,正如他在家书中对傅聪写下的那样:“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我最早爱上中国画,也是在二十一二岁在巴黎卢佛宫钻研西洋画龙的时候开始的。”日军统治上海时期,傅雷闭门不出,潜心学问,在老画家黄宾虹的作品中,找到了精神寄托。黄宾虹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此时正以浑厚华滋、灵光四射的笔墨抒发胸臆,激励国魂,傅雷深为之折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世人推介。黄宾虹生平独一无二的个展——八秩纪念展,就是由傅雷一手操办的。为了这个展览,傅雷鞍前马后,事无巨细,鞠躬尽瘁,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解释黄宾虹艺术的《观画答客问》。傅雷对中国画的真知灼见,散见于写给宾翁的一百多通书信中,其对中国绘画的热爱和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傅雷当时曾预言:黄宾虹的价值,半个世纪后定为社会承认,这个预言如今已经变成现实。

  第四,由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的启示,进入音乐的堂奥,以此为契机,日后成为中国杰出的音乐批评家、教育家,在一个特殊年代培育出钢琴大师傅聪,为中国争光。一部极富艺术慧思与人文情怀的《傅雷家书》,更是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实践了贝多芬的那句名言“音乐应当使人类精神爆出火花”。

  第五,古典精神和现代理性的确立。傅雷属于冲动善感气质的人,假如不是到法国留学,饱受西方古代艺术经典和现代理性的熏陶,精神结构将缺乏制衡并容易走偏,从这个角度讲,留法对于傅雷意义非同小可。傅雷衡文论艺,从此获得坚实的基础,感性与理性获得高度平衡,思想锋芒潜藏于深厚的学养而历久弥新。这一切,在他编译的《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中有充分体现。此书超越时流,探本寻源,对文艺复兴初期至19世纪的十几位欧洲艺术大师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正如作者在《序》里自白的那样,他编译这部书稿,是有感于国人对西洋美术本质上的无知,好骛新奇者盲目追随西方现代诸流派,肤浅庸俗者一味模仿西方学院派,而对西洋美术的理论及其历史一无所知;他清醒地意识到:东西方艺术,技术形式不同,精神境界大异,制约这一切的是民族性的差异,在对西方美术理解未臻透辟之时,奢谈创造,是一句空话,唯有学殖湛深之士,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这是极中肯的金玉良言。

  第六,中西合璧文化人格的形成。傅雷成长于西化氛围最浓的十里洋场上海,出国前已初步接受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有了这些基础,留法后能迅速融入当地生活。经过四年的浸泡,他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法国化、西方化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精髓又不断地被激活,两者经过博弈对话融合,形成了他中西合璧的文化人格。这种文化人格,用傅雷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精神”的融合,只有这种人才能充当中西文化的桥梁,为人类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作出贡献。《傅雷家书》中有一句写给傅聪的话:“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而仍旧能为西方严格的卫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

  傅雷一辈子都怀念法国,怀念欧洲,希望有朝一日还有机会重游故地,这一念想通过旅居英国的傅聪,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弥补。1963年9月傅聪偕妻畅游瑞士、意大利、法国,傅雷亦随着他们而神游,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1963年10月14日在给儿媳弥拉的信中傅雷这样写道:“看到你描绘参观卢佛宫的片段,我为之激动不已,我曾经在这座伟大的博物馆中,为学习与欣赏而消磨过无数时光。得知往日薰日蒙尘的蒙娜丽莎像,如今经过科学的清理,已经焕然一新,真是一大喜讯。我多么喜爱从香榭丽舍大道一端的协和广场直达凯旋门的这段全景!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桥上的夜色,尤其是电灯与煤气灯光相互交织,在塞纳河上形成瑰丽的倒影,水中波光粼粼,白色与瑰色相间,我每次坐公共汽车经过桥上,绝不会不尽情浏览。告诉我,孩子,当地是否风光依旧?”

  (作者:李兆忠,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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