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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逝斯人未尽才 ━━忆王学泰先生

2018-02-22 17:15: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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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泰

  2018年1月中旬,群众出版社编审白玉生专门给我来电话,告诉了我王学泰先生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就通过电话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竺青编审证实。在通电话的过程中,就决定了写这篇文章。

  王先生是一位以老北京地域文化为底蕴的学者。他还是一呼百应的网络名人,要想了解他丰富多彩的学术行迹,打开电脑浏览便可。家属发的讣告,著录了他的著作将近二十种。有些著录不够详细,亦缺失了一些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下)》是吴庚舜和董乃斌撰著的,《唐代文学史(上)》由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廖仲安和王学泰合写了其中关于杜甫的第二十章、二十一章。讣告所云《燕谭集》,为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丛书“学人文库(第一辑)”十种之一。其他九本书都由王学泰主编。这套丛书所集文章皆为当代各自的学科领域里老、中、青学者的精短之作,诚如“主编的话”:“我们希望丛书能像春天无声的细雨般去滋润渴望新知的心田。‘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似乎比‘腾蛟起凤’‘紫电清霜’更美丽、更温馨。”王学泰在2013年初参加《我的前半生(批校本)》研讨会时赠我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水浒〉识小录》,是他刚刚出版不到两个月的新作。在此一年多前,他的38万字的大作《水浒·江湖━━理解中国社会的另一条线索》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讣告著录)。由于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学泰有言不尽意之感,为了补救此书之失,便采用了笔记的写法,专选择与其他研究者不同观点作阐述,爱其可长可短、收放自如,故取名“识小录”。王学泰还有一部与傅璇琮等人联合主编的煌煌330万言的《中国诗学大辞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书中“主要诗集”部分由他主编,并撰稿最多。因为笔者参与了由董乃斌主编的“诗学研究”部分的撰写,故对这部巨著比较熟悉,以下抽出学泰撰写的《东塘集》辞条: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七卷。宋袁说友撰。袁集久已散佚,不仅宋、元各种书目不见著录,并其集名一并湮没不彰。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四库馆臣发现《永乐大典》中收录说友诗、文甚夥,于是搜罗排纂,编为此集,收入《四库全书》,但此后无人刊刻,仍以写本传世。民国年间,中央图书馆印入《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中,常见者还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学泰对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的别集都有溯源始终的细致梳理,遑论名人大家。他是廖仲安先生的学生,继承乃师衣钵,对中国古典诗歌有较深湛的研究。我未拜读的《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大抵就是这类作品吧。

  我是1989年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进修中国古代文学的。那个时候,我常在《文学遗产》编辑部见到王学泰,听他闲聊学问,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文化大革命”中,学泰因《推背图》影射江青一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北京的自新路第一监狱服刑(笔者按,因为我在群众出版社工作,2013年,王学泰曾经让我帮他找寻“一监”的有关照片,准备放在他的新作《监狱琐记》里)。平反冤假错案时,监狱领导对他说,你试试向上面申诉,不成就老老实实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成了你就自由了。平反出狱后,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岗位,录取时,有人对他蹲过大狱表示质疑,当时的所长陈荒煤说,这不是问题,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蹲过大狱。录取后,他被分配到《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后转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

  王学泰的经历,印证了马克思“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的名言。他的短板在于有时用自己的经历去衡量别人。2006年,为了召开《我的前半生(全本)》新闻发布会,我邀请李洪岩、何西来、杜元明、朱宗震、王学泰五位学者撰写书评。学泰对我说,溥仪不可能被改造好,我都没有被改造好,溥仪能被改造好吗?后来又说,这么讲,恐怕不对你们的胃口,我还是换一个角度谈《我的前半生(全本)》吧。于是便有了他的书评“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他在这篇文章中夸奖“全本”的有些内容“真像一篇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的小说”,而且“带有喜剧色彩的场面书中常常出现”,他赞叹溥仪、郑孝胥、陈宝琛、吉冈安直等人物,在书中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全本”“叙述事件极繁,涉及人物众多,有人只是寥寥几句,就能涉笔成趣,时时令人忍俊不禁”。是的,学泰不仅阐论社会政治、文化见解独到,更擅长分析文学作品,他的思路灵活,拐到哪里都有话说。学者大抵都是这样,能够把研究对象大卸八块,分别品尝。

  2011年群众出版社推出《我的前半生(灰皮本)》,我又邀请学泰撰写书评,于是便有了他的书评“末代皇帝溥仪为求生存写《我的前半生》”。在这篇文章中,学泰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认为溥仪的“回忆”是靠不住的。末代皇帝决不是单纯“好奇”、“只是想看一看”胡适,而是通过庄士敦早与胡适有交往,他们的交往也不仅仅是谈论新文学问题,而是末代皇帝向胡适述说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无独有偶,201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王庆祥整理注释的《溥仪文存》中,收录了“溥仪在养心殿会见胡适时对谈”和“溥仪致胡适的信”,即学泰所论依据史料之全景。这篇书评结尾写到:“《我的前半生》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及其演变,以及差别之后所隐藏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对研究当代史的学者是非常重要的,‘灰皮本’在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看来,通过对其他文献史料的比次考索,可以纠正自传体式可能产生的“述远则诬矫”(《文心雕龙》语)之通病。我在“颇具文学性的回忆录”里,还发现了学泰早在1996年就曾撰写了“新文化运动与溥仪”一文,收录在《多梦楼随笔》之中。此文对溥仪把自己过去的一切都写成鬼蜮一样的活动颇有微词,认为这与“把自己的过去哪怕是一颦一笑都写成‘神’是同样不可靠的”。学泰的研究就是这样富于批判意识,而且有所伸张有所回避,睿智和分寸并胜。

  王学泰先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好朋友。譬如,我的一位老熟人王毅兄,长期与学泰在《文学遗产》一起工作,俩人的私人关系敦笃。我没有王毅退休后的音信,便去问学泰,他说,王毅不留恋闹市,在江西隐居著述。“二王”的著述个性相通。谁能相信《中国饮食文化史》《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这样的著作,会出于文学所的研究员王学泰之手?谁能相信研究中古文学的王毅写出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样的著作?他们都有跨学科、跨领域的本事,学术追求不以一为终,能涉多为趣。诚然,俩人的性格有点儿区别,王毅略显清高,学泰则平易得不排斥三教九流、引车卖浆者。

  “博洽”这个词用在王学泰身上十分合适。他一会儿畅谈中国古代的“诚信”,一会儿给“国学热”泼冷水,一会儿申论对黑社会组织的看法,一会儿给方继孝描写北京天桥艺人沉浮命运的民俗著作《撂地儿》作序……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他还别出心材地给诗圣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内容沉浸着当代意识。他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代表了其人的学术成就。学泰对我讲,此书开题时,文学所有的同仁认为他在胡说,不同意立项,当时的副所长董乃斌支持他,说:“就给学泰一次胡说的机会吧。”或许是因为王学泰先生的学问不太擅长思辨和考辩,使得学院派知识分子对他时有讥评。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呈现出从博洽中出思想的境界,博得很多论者的高评。

  我曾经三次邀请王学泰参加《我的前半生》的宣传推介活动,他每一次都愉快地答应,并且有所作为。2017年11月下旬,我又给他打电话,邀请他参加《溥仪文存》和《溥仪年谱》的首发式,他在电话里说:“我刚从医院抢救回家,病很重,这次去不了了,实在谢谢你们。”

  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七楼的走廊里邂逅王学泰,他从书包里拎出一本研究中国古代特赦制度的图书给我看。我靠着零星知识脱口便说:“中古大赦树金鸡,卦上说鸡主伏,伏了就可以赦免了。”学泰露出神秘的微笑,“还要复杂,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是否又在酝酿一部新作?以他退休后两年就要出一本书的拼命态度,倘要写就能写。然而,在王学泰先生的著述目录里,不会再有这本书的,是否已经写出若干学术随笔提前发表了呢?

  已逝斯人未尽才。(孟向荣)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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