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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川:我的提案多来自于专业领域

2017-08-24 15:46:28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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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记者郑玉婷

  “在我祖父那个时代,打仗是因为国家需要,而进入和平时期,学好本领贡献自己的能力同样是国家需要。”傅川说,祖父傅作义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的。

  傅作义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子女都在各行各业参与国家建设。生于1973年的傅川坦言,对于祖父的了解主要来自书本。祖父对治学非常重视,认为建设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不仅是自己的长辈,傅川说,当时很多同时代的革命家也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所以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因为知识的短缺比物资的短缺更可怕。”

  就这样,本来准备的“家风建设”采访主题,转换成和傅川的研究、提案有关的话题。

  本刊:据了解,您的政协提案和专业领域有着密切联系。

  傅川:的确,我的提案多来自于专业领域。将本职工作和建言献策结合,是我的履职主线,将问题与建议写入提案,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未来的发展。我的“小行业”是研究网络技术,无论是在两会上还是在工作场合,我都会对网络技术格外关注。目前,我和团队在研究“网络中立”,这是网络技术要求,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利益分配方式,上升为经济学问题。

  “网络中立”的概念可以上溯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电信法。当时,法律规定任何电话公司不得阻碍接通非本公司用户的电话。互联网兴起以后,“网络中立”概念的自动延伸,运营商均不得对来自非本公司用户的数据,比如邮件、视频等设限。

  从设计之初,互联网就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用户可以通过简单合理的定价收费标准来利用网络资源,轻松收发网络内容,而不必担心这些内容的网络流量级别会被降低。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平等地对待所有流量也是互联网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个人、新兴公司、业界巨头相互平等。而现在,部分国家的电信运营商正试图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行业惯例,围绕网络中立性原则展开博弈,他们希望对不同的网络流量实行相应的分级服务。这样一来,在未来网络发展中,用户就可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接受低优先级服务,要么接受更高的资费标准。

  和以前比较而言,今天的网络有更大的接入量、更多的接入人、更便捷的接入方式、更快的接入速度、更大的规模、更雄厚的资本。在六个“更”的前提下,许多运营商不干了,基础性工作都是运营商做的,但是分配利益的时候却产生了分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深层问题。沿着网络中立性的“脉”简单地探下去,物联网的发展会面临着新的问题,对物联网的未来而言,解除网络中立性原则可能会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以智能家居设备行业来讲,如果互联网供应商可以决定你可以使用或不可以使用哪些个人助理或智能家居设备,那么宽带公司就可以决定物联网竞争中的赢家和输家。我们可以感觉到对于竞争,对于创新,对于你我来说,这都不是个好兆头。那反过来思考呢?这激励着我们向前探索。我和我的团队希望能通过研究得出技术方案,使分配更加合理、公平。这是个新课题,也是国际上共同关注并研究的问题。

  本刊:您的团队有多少人?研究了多长时间?

  傅川:我们有一个团队长期从事此方面研究,到现在已有6年时间。团队成员到现在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我借此机会呼吁,科研有很多乐趣,但是个苦差事,科研工作者需要国家更多的支持。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不论从事哪个学科,都应该始终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不是追逐热门、热点,要踏踏实实地做系统性和创新性的工作,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最好。

  本刊:2017年全国两会上,您提交的一则提案和机器人测试标准制定有关。这是否也是您专注的研究领域?

  傅川:我不是研究机器人的,但是认识不少研究机器人的朋友,属于一个“大行业”范畴。他们提出了我国机器人发展过程中的标准制定的问题和线索,我顺藤摸瓜,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在强化产出的同时,还应强化运用标准,将其用于支撑行业和选拔行业,机器人行业才能发展得更好。这属于“软实力”,非常重要。

  我的提案的标题是《推动标准化意识前提,夯实工匠精神基石》。企业行业执行标准化的能力,是政府鉴别企业和行业的有效手段。未来时代,无论哪个行业都要有设立标准化的意识,将其作为行业准入门槛。我写这个提案,是因为有人向我提建议,希望相关部门推动并 及早实施机器人标准制定工作。

  新兴产业中,产品标准设立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这为管理部门如何认定企业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以服务机器人为例,2002年美国市场上出现了第一台可以销售的扫地机器人,但到2009年扫地机器人才被纳入相关的国际标准,2010年由韩国牵头制订了国际上第一个对扫地机器人的测试标准。

  韩国既不是扫地机器人的发明国,也不是第一个将扫地机器人推上市场的国家,同时其在服务机器人技术方面也不及美国和日本,但却成了国际测试标准制定的牵头国家,在世界上定义了扫地机器人的“及格线”。

  2007年,韩国已在国内完成了扫地机器人的测试标准制定。整体上讲,韩国是一个技术跟随型国家,但其通过主动参与到产品全过程标准制定中去的方式来赶超领先者,并有效地组织起全球的生产链和市场。有研究表明韩国同样将标准作为手段之一推动其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

  在技术上领先的日本更是将标准变为“赛马”的场所。索尼、东芝间的DVD格式之争也可以理解为在标准引导下组织研发和市场竞争的典型案例。在索尼、东芝提出标准时,双方都没有可供使用的产品,很多技术还在试验开发中,但他们以各自对技术发展的预判引领多家世界级的公司为人类创造更为绚烂的数字世界。

  本刊:为推动标准化意识的增强,尤其是推动国内机器人测试标准制定工作,您有怎样的建议?

  傅川:我国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并在许多方面实现反超,这与国家不断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密不可分。在2016年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努力方向。

  为了坚实向目标前进,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问题。对政策文本的研究表明,供给面中产生高附加值的政策很难作用到创新价值链的产业化层面,例如科学与技术开发、教育与训练等政策;而供给面中相对简单、易操作的用于信息传递的资讯服务政策更容易延伸到产业化层面。从政策所起的引导性作用看,除了继续推动技术进步和鼓励需求升级外,还可以考虑在供给面政策和产业化层面间将已有的信息传递接口升级为知识转移的接口。

  我建议,在制定机器人产业政策时,要以标准化意识为前提,并以企业内部标准化体系建设和教育为抓手,在供给面政策和产业化间嵌入以促进标准建设为基础的知识转移接口,促进产学研用结合。推动企业进行内部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含金量,在产业化项目申请中,在区分行业的基础上,将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认定纳入到评审加分项中,可在项目中设立企业消化国际标准的考察内容并予以支持。推动企业参与团体标准的制定,国家每年定期统计和公布各团体提出的标准,在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认定中加入企业对团体标准贡献的考评,鼓励团体间合作提出标准。推动企业依托团体进行标准化教育活动,每年国家定期统计和公布各团体组织参加该团体企业开展的标准化教育或研讨次数,以及教育人数。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不应简单地以产量、产能为话语权基础,要在团体中为专业化能力强的小微企业留出提交标准的空间。

  本刊:计算机研究属于前沿科技。10年前,您曾想过社会因互联网而发生如此巨变吗?

  傅川: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让我们来谈谈10年后吧!10年后,我们将全部迁入比特空间。这是信息发展的正常道路,背后不是技术在操控,是信息经济学在驱动人类削减信息不对称的过程。10年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或许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不如想象,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条此消彼长的道路上了。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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