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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历史顾问:幸存者减少 一个时代总会过去

2017-08-17 10:24:04 来源:新京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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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二十二》历史顾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

  “我看到,没有理由转身离去”

  苏智良最近一次走进公众视野,是以影片《二十二》历史顾问的身份。研究“慰安妇”问题25年,苏智良身上多了很多标签: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资料馆、《慰安妇研究》作者、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首任馆长。

  他不太喜欢“慰安妇”这个名词,日语词典里,“慰安妇”含有自愿的意味;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说,因为这消弭了战时日本政府的组织责任。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苏智良说,幸存者急剧减少,“一个时代总会过去”,但作为历史学者,还是应当做该做的事。

  “要允许有人笑场”

  新京报:影片《二十二》剧组,是如何与你接触的?

  苏智良:1992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在与日本学者的接触中,了解到“慰安妇”问题。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25年间,我都在致力于这一段历史的发掘、整理与研究。

  郭柯是比较年轻的导演,他主动找到我,想做这一题材,还去拜访了幸存者。相比较而言,我觉得他比较认真,就同意做影片的历史顾问。

  新京报:历史顾问主要做些什么?

  苏智良:主要提供历史信息,包括一些幸存者的联系方式,帮助剧组联系采访,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讲述。

  电影和平时做历史调查,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调查是根据历史信息,把脉络梳理清楚,主要是着眼于历史;电影有其创作规律,是一种提炼的艺术。

  新京报:影片上映后成为“现象级”事件,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段历史受到全民关注?

  苏智良:之前,我不敢奢望这一领域受到大众关注。过去有个人和机构拍过同类纪录片,关注度很低。这两年逐渐好一些,但是一下子这么火热,还是比较意外。

  这样一部电影,帮助我们去重新凝视这段历史,作为研究者感到蛮欣慰。尽管大部分幸存者已经离去,但这样的关注度,表明了社会的成长。

  新京报:有人观影时发出笑声受到批评,你怎么看?

  苏智良:要允许有人笑场,心态要开放。从概率来说,一百万人观影,一个人发笑,那也是百万分之一。

  为什么会有人笑,现象背后值得反思。前几天,有几个年轻人穿着日本军装在上海四行仓库拍照,虽然这只是年轻人中极少的一部分,但体现出我们的历史教育存在问题。现在抗日神剧频现,很不严肃,消弭了战争的残酷性,对年轻人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如果以后再拍摄类似题材,我希望源于史实,不能歪曲或者消费历史。

  “跟老人一起哭,抱头痛哭”

  新京报:当前中国“慰安妇”的普遍生存状况是什么样?

  苏智良:25年的研究经历当中,我们在中国大陆找到200多位幸存者,黑龙江到海南都有。如果要勾画一个总体印象,就是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且战后关注的人比较少,救助和关爱更少,总体经济情况不是太理想。与同龄人相比,很多人由于战争创伤,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农村,没有后代真是很辛苦。

  山西有一个幸存者,她就是孤老。有一次在干活回家的路上晕过去,小山路,没有人救她,醒过来自己爬回家;海南一个幸存者,我们去她家里时,看到一口大铁锅里煮的是野菜,第一锅是她吃,第二锅再放点糠,就是用来喂猪的。

  新京报:因为研究深入,所以你在公开场合很少提“慰安妇”这个词?

  苏智良:“慰安妇”是一个日语词,在公开场合要使用,我认为必须要打引号。从日语的词源来说,“慰安妇”是指“到战场去慰问官兵的女性”,有自愿成分。跟一些幸存者解释这一概念时,我们收到很强烈的反弹,一些人说“我不是慰安妇,因为我没有一丝自愿成分”。对于一些日本学者提出“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一说,我认为也不妥当,这个说法降低了日本政府的组织意味,这不是个人行为,这是国家犯罪。

  所谓“慰安妇”,其实就是日军性奴隶,但是这个词使用的范围广了,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平时使用较多的是“幸存者”。

  新京报:你对幸存者做调查时,有固定流程吗?

  苏智良:获得幸存者的线索后,先要确认是不是可靠。基本情况核实完毕,就组织人员去现场拜访,带摄像机,尽可能作记录。除了对幸存者本人的采访,还要尽量找到旁证。

  两年前在岳阳,我们发现一个名叫汤根珍的幸存者,跟她谈了一天半,获得大量的口述资料,但要确认她的身份,这还不够。我们找到村里一个老大爷,是她的同龄人,老大爷最初说“这样的事不能说”,反复劝,最终得到了旁证。此外,根据汤根珍提到的受害地点,我们找到了慰安所遗址,去现场进行确认。汤根珍保存了一个日军留下的皮包,也是极为重要的物证。

  新京报:有人说你所做的这些,其实对幸存者是二次伤害?

  苏智良:十几年前,这些幸存者还稍微年轻一些的时候,那种记忆是更加刻骨铭心的,让她们回忆细节很痛苦。但是作为历史调查,不得不这么做,我们必须要记录。战争后期,日本销毁了大量的资料,没有资料就不能再现历史,所以口述非常重要。

  一般问到受害细节时,都是女性在问,男性尽量不出现。我们心里也会有矛盾,有时跟老人一起哭,抱头痛哭,但是哭好了还是要问。作为历史学者,这一步必须要走。

  “‘慰安妇’问题是历史的一个结”

  新京报:根据你的调查,你觉得幸存者受到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

  苏智良:来自于周边社会的压力。战争阴影毫无疑问是最深刻的,几十年后一些老人还是会做噩梦,这种创伤会伴随一生,生理上也是,比如每个人身上都有刀痕。

  精神上,幸存者几乎都比较寂寞,没有宣泄渠道,精神普遍压抑。有些人的经历,连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没有地方去说。一些幸存者的话语笑声下,隐藏了很多东西。

  新京报:隐藏很多东西,意味着我们还有不足之处?

  苏智良:这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韩国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援助,为幸存者建立养老公寓,有专人陪护和完善的医疗条件。在这样的关注下,有几位幸存者甚至成为了画家。我们目前还停留在零散救助阶段,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新京报:“慰安妇”问题幸存者在急速减少,你的感受会更深吧?

  苏智良:一个时代总会过去,比如国内现在幸存者,只剩下14个人,但是好在我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

  新京报:做这些“该做的事情”,会受到阻力吗?

  苏智良:刚开始起步那几年,很艰难。有人说你研究这个干什么,是不是要破坏中日友好关系?最近一些年来,得到的理解和认可越来越多。

  做“慰安妇”问题研究,不是希望去煽动什么。我们的使命是把历史搞清楚,哪怕揭开冰山一角。对于民间来说,还是要理性对待中日关系。坦率地说,现在的日本社会与上世纪90年代比,整体在向右转。这个背景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而中国在高速增长,日本民间情绪比较急躁。比如90年代,日本很多主流媒体会参与“慰安妇”问题调查,今天很多已经不做了。

  新京报:为什么还在坚持做这项研究?

  苏智良:“慰安妇”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结,也是中日之间的一个结。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要解开这个结。不仅我们自己要做,而且要敦促日方去做。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我看到,没有理由转身离去。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所在。

  幸存者几乎都比较寂寞,没有宣泄渠道,精神普遍压抑。有些人的经历,连自己丈夫都不知道,没有地方去说。一些幸存者的话语笑声下,隐藏了很多东西。——苏智良

  新京报记者 王煜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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