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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兴保:方法论爱好者

2017-06-29 23:11:34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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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兴保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快:说话快,湖南版普通话说得快而犀利;走路快,年轻人未必能追上;吃饭快,你刚拿起筷子,人家都吃好了;收拾行李快,转战各地调研,约定出发时间,他总是第一个到集合地点的。

  ◆梅兴保简介

  梅兴保,194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临湘市,全国政协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顾问、原总裁。自2008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近十年来参与各类调研近百次,所撰写的提案多次被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选为优秀提案,并多次作大会发言,向全体委员汇报。

  6月12日下午,天气不算热,北京金融街甲15号,银监会会议室。

  这里正在召开银监系统负责人听取两会代表委员意见的座谈会,在梅兴保发言之前,已经有几位代表委员围绕当前经济形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以及监管水平提升发了言。

  轮到梅兴保。面对金融监管系统里认识良久、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温和的“老梅”决定跟他们不客气一回。

  “当前,全金融业要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自觉性和有效性,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不是只搞自我循环、自我欣赏、自我得利。”当天,刚好也是梅兴保和本报记者约好采访的日子,因为要参加这个会,并且明确打算要就一些话题和银监会的同志们“交锋”,因此采访推迟到了傍晚。

  “告状”不是目的

  “今天没客气。”这是他对这场座谈会上自己发言的第一评价。“要做的事情太多。”这是他对银监会的期待。

  不客气的背后,数不清的调研,已经让梅兴保看到了我国经济与金融之间一道必须弥合的鸿沟,那就是脱实向虚。要真正弥合鸿沟,关键是要让金融回归主业。

  什么才是主业?梅兴保记起多年前他参观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国际部时的情景。

  “我们被行长带着参观办公楼,那时其他部门已经下班了,只有国际部所在的一层灯火通明,据说那里24小时三班倒,时刻有人盯着国际上各种交易品种。行长骄傲地说,这一层员工赚的钱,相当于基层几万名员工赚的钱。”在梅兴保看来,国际部做的业务能帮银行赚很多钱,但对于发展本国实体经济而言毫无益处。“习总书记多次讲到金融要为实体服务,实体经济是立足之本,但如果金融机构还是惯于这样盈利,它的发展存在巨大短板,甚至是无本之木。”

  金融业的短板,就是实体企业发展中的“天花板”。此前,在一场关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专题协商会上,没有被安排发言的梅兴保瞅准机会抢到了话筒,又当着领导告了金融机构“一状”:“科技型企业初级阶段特别需要资金,而且所有行业人都清楚,科技型创新企业,十个企业能活下来一两个就非常不易了,即便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但或许没有哪个银行能允许贷款给十家企业,最终只换来一家企业的成功,银行恨不得所有贷款都没有风险才好。”

  虽然梅兴保没有把金融系统的考核标准定为“罪魁”,但他强烈建议有些考核逻辑是时候改改了:“第一,修改考核标准,不能再盯着利润不放,而是强调服务程度和水平;第二,紧盯脱实向虚的风险点,主要是房地产市场、股市、理财产品这三类。”

  “告状”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梅兴保给出的建议是发展投贷联动,在他看来,此举既能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也允许银行以适合的方式拥有企业股权,以备一旦发生风险,银行可以利用企业股权溢价来弥补贷款损失。

  2008年1月25日,梅兴保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时他还在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任上,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他成为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自此,梅委员的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关注领域也囊括多个行业。一开始,提到梅兴保,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将其称为金融专家,但汇总梅兴保10年来的提案题目,会发现,金融业仅仅是他众多关注领域中的一个,除此之外,农业、科技、水利、房地产、环境保护、文化建设、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他的关注所在。

  在梅兴保看来,履职考验着委员的学习能力。日常学习和调研占据了梅兴保大量时间,以至于在看新闻、吃晚饭的时候,也经常突然放下碗筷迅速把听到的相关内容找笔找纸记下来,由此还引来了老伴儿的“抗议”———吃饭都不消停。

  也正因如此,在十年履职的进程中,媒体和业界人士在谈到梅兴保时,越来越倾向于用经济学家来称呼他。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梅兴保出生在湖南临湘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在求学的黄金年龄,他赶上了一场浩劫。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时,梅兴保已经29岁。在这之前,他在乡镇当过秘书。高考恢复那年,他每天借别人的复习书来看。后来,那些有书的人都没考上,反而是每天借别人书复习的梅兴保金榜题名。

  大学毕业后,梅兴保被分配到湖南省委办公厅工作,那时他已过而立之年。

  进了省委,前辈告诉他,虽然能在这儿工作,但要见到省级领导并不容易。梅兴保至今清楚记得这个细节。

  那是1983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暖风已经从沿海吹向内地,大街上穿中山装的人虽然还很多,但一部分敢于“尝鲜”的人,已经开始为买西服而攒钱了。

  1983年下半年,梅兴保用自己一个半月工资,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套西服。自此,他成了省委机关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穿西服上班的人。“当时省委有个姓沈的常委,有一天突然主动叫了我的名字,‘小梅,让我看看你的西服’。”

  因一身西服,刚到省委工作就被省委常委点了名,“小梅”当时感受到,人们对改变旧风貌有着极高热情,而用开放的思想去观察思考,个人的思路突破应当走在国家前面。

  “温和派”提出不同意见

  “别人感冒,我们吃了大药。”2010年全国两会,在领导人下小组时,向来给人感觉温文尔雅的梅兴保,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的“不同观点”——要警惕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措施的副作用,高投资带来的风险,防控财政赤字和系统性金融风险。

  梅兴保的建议来源于调研结论。2007年,华尔街金融精英们曾引以为豪的次贷逻辑瞬间崩塌,不仅将美国经济拖入泥淖,还让全球多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聚焦我国,各地在稳定外贸出口数据和刺激消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工作是否赋予创造性、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且没有副作用,当时很难得出结论,但一些苗头已经显现了:股市泡沫不小,房地产市场过热,企业杠杆率与政府平台负债率都存隐患;同时,银行信贷集中发放,其影响力会在三年后显现,实体企业拿了钱却无法恢复“造血功能”,甚至无法还清贷款,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警惕财政赤字问题,因为政府举债的边界问题对经济韧性而言至关重要。

  “不同意见”得到了领导的高度关注。随即,一系列防控系统性风险的法规条例陆续出台。直至今日,这一话题仍是金融监管者与从业者执业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而他提出的警惕实体经济患上投资刺激依赖症的内容,也正与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休戚相关。

  作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老大哥”,梅兴保那时还常听到一种说法:“资产管理公司原来处置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使命已经完成。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肯定会增长,资产管理公司又有活干了。”

  调侃背后,现实情况非常严峻。

  在梅兴保的记忆中,那段时间,资产管理行业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核心一点是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所面临的法治环境不断恶化——债权人所主张的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无效的诉求,在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支持的条件下,频频得到地方法院支持,其结果是造成已经售出的债权被退回来,它的影响是对已经完成的债权转让行为,以及既有的交易秩序造成极大冲击。

  为此,梅兴保提出“关于改善法治环境,保持司法公正,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的提案,建议肃清地方法院的不当司法政策,改善司法环境;规范政府行为,保证司法审判的独立性。

  这个提案,同样得到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杂家”与“纵横家”

  2016年春,辽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梅兴保跟随全国政协调研组一路走一路问,求解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滞缓的原因,探索当地去产能的出路。

  没去之前,梅兴保只知道那里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产能过剩情况也比较严重。在辽宁待了十几天,他发现东北当前的困局源于上一轮改革留下的长“尾巴”。比如说,之前的厂办大集体问题,就是束缚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最大问题,人员社保问题不解决,有的企业员工甚至欠着社保的钱,想退休都退不了。再比如,一些国有企业把好的业务抠出来单独上市,不好的东西也没有完全剥离分流,包袱最终还是由母公司背起来。

  出现这些问题的现实背景,就是经济发展理念和增长方式没有转化。特别是一些老牌的钢铁企业,还希望经济发展靠投资拉动。

  时隔几个月,2016年9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委员到山西省调研。这次调研有个特殊背景———因产量过剩而低迷很久的钢铁、煤炭价格,突然出现了回暖迹象。

  梅兴保直接下到了矿井,摸到了轨道车。有矿工向他反映,部分矿井关停之后,很多职工实现了转岗,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有人咨询,煤炭价格上涨,是不是这些已经转岗的职工又可以回来搞生产了?

  前几年,钢铁煤炭价格好的时候,很多资源大省经济发展迅速,政府摊子铺得不小,一些企业也用赚来的钱大肆搞投资,也由此错过了冷静下来、搞好技术革新和引进人才的最好时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间,围绕去产能,一些人决心不大,甚至认为一旦遇到困难、或者取得一些成绩,或者要素市场价格出现波动,改革政策就会转向。而在这次调研时,他强烈呼吁,不能让已经关停的矿井再“活”过来,要巩固去产能成果;同时,要政府与市场密切配合,重塑地方经济结构。

  经此一事,梅兴保感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政府多年来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确定的经济发展重要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的确艰巨。

  “任务的艰巨,也反映出一些地区在去产能方面没有掌握方法论。”几乎每一次调研回来,梅兴保都要将调研中看到的问题,与之前的素材积累进行对比。在他看来,对经济调研题目只有深入理解和串并联对比,最终才可能形成有针对性的建议。

  2015年11月,一场调研即将在贵州省毕节展开。

  梅兴保比大部队提前两天到了目的地。

  “有一种说法是贵州省连大山里都通了高速公路,我特意早去,到大山里去看看,顺便去拜访贵州省交通设计院的同志。”到了贵州,梅兴保得知这里不仅已经接近县县通高速,而且每个县都有专业的施工队伍。这本来是好事,但地方上同志却说,由于产能过剩,不仅修高速的工程机械团队无事可干,就连科研设计勘探单位都面临问题。

  在随后的座谈中,梅兴保提出,下一步发展中,要从全产业链来看待产能过剩,不能再搞重复建设,同时要提升产业链水平,现有设计勘探和施工单位可以转为维护单位。同时,要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新机会,比如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同样蕴含着大量优质产能输出机会。

  每当有重点选题,或者需要对比较新的经济现象解读时,很多记者都想听听梅兴保的看法,以至于每年全国两会,梅兴保在铁道大厦驻地一露面,就会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记者喜欢他,不仅源于他是经济界的“杂家”,时刻保持着对经济社会敏感的关注度;还因为他是经济研究界的“纵横家”,他说的看似都是单点新闻,但他从来不就事论事,他提出的建议,细看下来,都是方法论,而在微观经济学里的定量分析,总能够上升为对宏观经济学中的定性思考。

  行事唯求无愧心

  今年5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围绕去杠杆召开的一场调研座谈会上,梅兴保听到这样一件事———前几年一家钢企一直在亏损,后来发展取得了突破,今年1季度有了几千万元利润,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希望推动债转股,让银行帮扶自己一程。

  听到这儿,“老梅”又抛硬话:“企业亏损的时候为什么不这么干?你提出来的建议慢了半拍。相应的政策也慢了半拍,现在企业有利润和现金流了,再提债转股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精通金融业运作模式的他,最清楚债转股是企业去杠杆的“杀手锏”,但他同样清楚地知道,要用好它,不仅企业要补课,连银行都得回炉练内功:“银行业要练就识别企业是否有发展前景的本领,这方面政府不妨帮帮忙;第二步,如果企业是集团,要判断集团是否具备整体债转股的可能,如有必要,分解做债转股也可以;第三步,国资委、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该多一些部门来推动债转股,特别是现在很多国企经营遇到困难,要推动债转股,需要修改对国企的考核办法,对银行来说,也要为其打开股权退出通道,因为债转股还是暂时的,股转现金或许才是贷款清偿的最终途径。”

  与补短板联系最密的一个话题就是降成本。梅兴保发现,越是在不发达的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越高,为此,他多次建议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将工作重心放在东北和西部等不发达地区。

  “但现状是,政策性银行和市场化金融机构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发达地区,甚至连直接融资的比重也向发达地区倾斜,导致一些西部地区的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上市机会,还要跑到上海注册企业申请上市,我认为要特别防止这种‘穷帮富’的现象。”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梅兴保的这段话没有给在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留情面。

  说问题不留情面,这是梅兴保的一大特点。但很多和他打过交道的人却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少年时代有很多欢乐的回忆,中年有漂泊的经历,晚年有幸福的回忆。”履历表在湖南省委政策室处长、张家界市常务副市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科教组组长、中央金融工委办公室副主任、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等多个重要岗位尘封之后,梅兴保仍旧用“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唯求无愧心”勉励自己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一言一行。

  一次,本报记者有幸跟随梅兴保出差。在机场来来往往的人流中,他一眼认出一个多年前业务分支上的下属,并且叫出这个人的名字。相聚的兴奋之余,很多人惊异于他的记忆力。而在不少下属眼中,梅兴保不是个厉害的领导,但他提出的问题往往一针见血。

  这种特点,在梅兴保的履职之路上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到的去库存问题,早在2013年对全国七八个省的房地产市场调研时,梅兴保在相关座谈会上就提出当时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千城一面,大家都上马房地产项目,没有深入考虑实际需求;二是政策调控“一刀切”,一线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出台,不存在调控需求的地区也跟着动起来了。而忽略因城施策,带来的后果就是各种过剩。

  调研路上再出发

  “我在新疆呢。”接受完采访第二天,梅兴保又忙活起来了。他最近关注的话题是精准扶贫,他说他对这个题目有着不一样的情结。

  乡音未改,乡愁仍在。虽然30年远离家乡,梅兴保并没有忘记少年时代家乡生活点滴。不到20岁就失去了父亲,梅兴保和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是当时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对家庭的责任,摆脱贫穷、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支撑着他在众多艰难险阻面前勇于面对和担当。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但凡有机会回家乡调研,他都要参与,希望通过建言献策,推动家乡经济发展,让更多人拥有实现梦想的机会。同样,作为一名经历过苦日子的中国经济学家,梅兴保期待着依托精准扶贫,将贫困线以下的父老乡亲们拉上来。

  但对于精准扶贫任务的完成,梅兴保有着自己的担忧。第一个担忧来自区域发展差距过大。

  十年来,通过调研,梅兴保既看到了最为发达的地区,也看到了国家级贫困县,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常常让梅兴保忧心忡忡:“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但你如果跟深圳人谈奔向小康,恐怕已经失去意义,深圳已经提前进入小康了。我们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帮助西部地区共同进入小康上,这就需要政策制定者分类定策实施。”

  第二个担忧来自于“数据脱贫”。他到过一些贫困地区调研,感觉地方脱贫扶贫工作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很多条件确实大为改善。但他很担心一个问题———有些地方一味搞数字脱贫竞赛,会不会把好经念坏了?比如省里说2019年脱贫,到最基层的地方恨不得今年就要脱贫。当然,收入水平可以在某个时间达到一个成果,但整体上脱贫需要很长时间,要防止返贫。这需要扶贫的措施长期坚持下去。

  68岁,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个年龄将入古稀,但无论是在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担任顾问,还是在调研途中,梅兴保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快:说话快,湖南版普通话说得快而犀利;走路快,年轻人未必能追上;吃饭快,你刚拿起筷子,人家都吃好了;收拾行李快,转战各地调研,约定出发时间,他总是第一个到集合地点的。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这是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名句,也是“老梅”引以自勉的句子。此刻,调研路上,他又出发了。(崔吕萍)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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