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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写作的享受在于用文字创造世界

2017-06-15 13:43:12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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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天空、遥远的历史和鲜活的生灵,赋予阿来不一样的气质,他的文字透着拙朴,又不无清新灵异。这不是一个在不同语言、不同世界中穿行的作家,谈不上高产,却有一种笃敏。相对而言,短篇不是很受关注,实则像《阿古顿巴》《月光下的银匠》《老房子》《鱼》等,均不同一般。到底是《尘埃落定》太夺目了,不仅是短制,纵是同样着力颇多的长篇《空山》,也显得黯然,不过也有人称许后者的雄心和控制力。

  非虚构《瞻对》在阿来作品序列中不太一样,是个有意味的收获。在《瞻对》之后,或者说在“《瞻对》事件”之后,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中篇了,《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他凭着《蘑菇圈》获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大奖,论者和读者的思绪再次升起,因了自然,因了人的处境,还有那关于发展与存在的辩证,而这些也是另外两部中篇同样关切的,甚至可以说隐现于阿来诸多作品之中。

  好小说文本总是更丰富

  木叶:《河上柏影》的开篇有些出乎意料,摘抄了三页的植物志,小说的跋里又做了补充摘录。一首一尾,令人有许多遐想。

  阿来:我写东西不会预先想那么多,随着一个文本的展开,结构会慢慢呈现出来,这个时候会想很多问题。正文是最早想写的部分,但如果只是把它写出来,这个文本可能跟今天很多小说一样,我觉得生活或这个故事中,应包含更多意味和内容,所以要有铺垫,那些关于岷江柏的摘录等于是这个故事的前传。

  木叶:会不会担心这样开头有些“松”,或者有点像非虚构?

  阿来:不担心。可能我们现在是一个消费时代,写小说都特别急,就是老想讲故事,老怕抓不住人,其实小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我们现在已经习惯看小说跟看电视剧、商业片一样,最后只剩一个故事。其实过去的小说,或者说那些好小说,它的文本总是更丰富。

  木叶:有意味的是,小说靠后的部分,第三辈人(孙子)喜欢县城新区里的新房子,不想回乡下老家,对于祖辈的老家又会是什么态度呢?这一笔往回勾了一下,透出作者的某些用意。

  阿来:也不一定是用意,社会现状真是这样。故乡感情更多是农耕社会的观念。一过春节,很多第一代打工者轰轰烈烈要死要活地回老家,其实回去也没干什么,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但很多第二代,很多年轻人,恐怕就不太愿意回了。

  木叶:小说涉及的社会现实、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传统等问题均引人注目。联系到你的身份,是不是也有较深的思考,或者说潜在着身份认同或身份焦虑?

  阿来:我倒没有这种身份认同与焦虑问题。身份认同、身份焦虑,其实是西方来的所谓后殖民理论。它有它的背景,就是二战前后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这也是重新建立一个共同体的过程。这个共同体,有时候叫国家,更多是叫民族。但其实看今天的世界,交往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的交往与结合,都越来越多,所以发生很多变化,情况越来越复杂。比如你在跨国公司或国际性组织工作,怎么认同你的身份?所以,将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淡化,就像在欧洲、美国,你问一个欧洲人说,你是什么民族,这可能是奇怪的问题。欧洲人复杂,会说我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意大利人,诸如此类。当然,谈论身份时,也涉及宗教的问题,以及难民问题。

  建立语言和小说形式的真切感

  木叶:藏族人的历史、人文、地理、风情,以及在当下“与时俱进”具体如何走?《河上柏影》加上《三只虫草》《蘑菇圈》隐含着对此的回应,或对这个主题的深层思考。《河上柏影》的主人公和行政领导、旅游局负责人都希望开发,但思路与方法不同。不少珍贵的柏树被断了根系,围起来,像盆景一样展示……

  阿来:这不是虚构出来的,真有过断根这种事情。有一种更珍惜的树木就成了一个风景:有说明,有栏杆,跟我小说里写的一样。后来这树快死了,又把它拆开……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有人为这种错误承担责任。

  木叶:你有一个意思:某些乡村有一种不协调的旧,不自然的旧,某些城市又有一些不协调的新,不自然的新。为什么很多东西都处于一种不自然不协调的状态?

  阿来:现在什么都叫“打造”,就是凭空弄个东西出来,较少听取真正的专家和行业人士的意见。结果就是,不断用一些不是它本身生长的东西去取代它。现在是旧的好,我们就打造很多旧的东西。又或者,觉得那些东西太旧了,我们要新的,但打造的这些新又不去好好地跟自然相协调,弄出很怪的东西。

  木叶:《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都是中篇,此前还写过《行刑人尔依》这样优秀的中篇,我记得莫言说长篇的伦理就是一定要长,毕飞宇说短篇要短,你是怎么考量的?

  阿来:我写完一个长篇,就特别想写短一点的东西,第一是自我调节,第二呢,我们也只有在不断变换文体的时候,才能真正建立一种关于语言和小说形式的真切感觉,而不是从文学理论书或教科书上获得。短篇小说选材更严格,就是什么是适合或不适合写成短篇小说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短篇像一个长篇或中篇小说的提纲,不饱满……

  木叶:《空山》收获的评价,和《尘埃落定》有一定落差。也有人为这部长篇打抱不平,觉得没有得到它应有的称许。

  阿来:现在很多人这样说。这涉及一个作家、艺术家跟艺术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整个社会比较功利,文艺家也难免,甚至读者也难免,读者都会替你着急。但是我完成了它,我很满意。我们最大的享受,不是签名、受访、收版税,而是坐在桌子前一字一行地看到它慢慢呈现出自己的面貌,这时你像上帝一样,在创造一个世界……你把所有东西都投入进去了。

  在书写中劝谕、修正、提升

  木叶:你曾援引诗人米沃什的话:“我觉得自己如果在社会学中受到了伤害,那么可能从生物学中得到安慰。”对于当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你有忧心,有关切,《河上柏影》《三只虫草》《蘑菇圈》写罢,得到更多的安慰或释怀了吗?“把自然还给自然”,着实不易,一方面,人们难免以自我为出发点去面对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浮躁而复杂的局面不会很快过去,所以,很多事情怕是等不得而又急不得吧。

  阿来:我确实对米沃什这句话有同感。因为我自己就常常这样,在城市密集的人群中生活久了,或者是在自己书写过程中探究那些历史或生活的阴暗面久了,我调节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到青藏高原。那里地广人稀,直接面对的就是开阔美丽的大自然。所谓“大美无言”。美,自然之美确实给人以巨大的情感抚慰。所以,我因此也对自然界的被损毁有更强烈一些的关切。也试图以自己的作品唤醒更多的人有与我类似的关切。世界任何成熟的文化中都充满道德与伦理方面的劝谕。中国人对文学功能性的认识中就包含对这种劝谕功能的看重。

  但我们也得看到,劝谕的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正在大幅消退。原因就不去说了。但我想,我可以在美丽的书写中劝谕自己,修正自己,提升自己。

  木叶:有人说“阿来小说所呈现的佛性、神性、民间性的因子,在阿古顿巴这个人物身上有最早的体现”,有人说你所写格萨尔王的身上“兼具了佛教和儒家两种气质”,有人又觉得你是在给西藏及其文化“除魅”,你是怎么看待写作与生命、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

  阿来:阿古顿巴本身就是一个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藏族民间故事有个特殊现象。一个是格萨尔,一大堆英雄事迹堆聚他身上。另一个就是这个阿古顿巴,我没有统计过,但在不同的藏族地区,不同的藏语方言中,以他为主人公的故事至少在上千个。而且,和格萨尔形成鲜明对照。格萨尔是大英雄,他是小人物。格萨尔都是开国开疆,降妖伏魔的英雄事功,但他只是一些寻常故事。他更代表一种朴素的民间智慧,在几乎所有故事中,他总是战胜那些看起来比他强大,比他有学识,比他有财富,比他有权力的人。他总是以最简单的办法战胜那最复杂的计谋。这里头有一种通常所说的真正的民间立场。奇怪的是,在所有故事中没有说过他的出身,也的经历,甚至他的相貌。而他在所有故事中冒犯了藏区这个宗教社会,等级社会中一些神圣的东西。这篇东西写得很早,年轻时候,读他的故事,听他的故事,我就总是想他是什么人?于是,我写了这篇小说,替他写了一篇小传。

  也许,我们这个社会要更加正常,可能需要更多的阿古顿巴,而不是格萨尔王。在阿古顿巴身上,我没有想过佛性与儒性的问题。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民间智慧。当然,民间智慧也完全可能包含那样一些因素。(木叶)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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