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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声:政府应成为“非遗”第一保护人

2017-05-19 15:57:59 来源:中国政协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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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声在广东调研非遗保护时为中山咸水歌传承人吴志辉画速写

  文◎本刊记者廖九阳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李延声看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非物质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是提高文化自信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刊:李委员,您认为政府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

  李延声:这些年,我国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立法;探索新途径、新举措和新方法;围绕展示、传承、研究非遗文化,构建“非遗”保护科学化、社会化、立体化格局等方面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和成效。

  尽管政府在政策扶持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离社会现实需要还是有很大差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地方保护机制欠缺,尤其是偏远地区,往往存在“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许多地方申报成功后,只剩下一块牌子;加上缺少专项资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甚至不少“非遗”项目面临消亡的危险。

  本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亟需做的是什么?

  李延声:我认为,政府应成为“非遗”的第一保护人。

  全国人大立法后,全国已有21个省市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如今的关键是其他省市也应制定相应法规,并加以具体落实,同时还应提高执法的质量和效果。除了立法,设立“非遗日”“非遗节”等,还要落实保护机制与专项扶持资金,特别是在保护“非遗”传承人方面,要下大力气。

  要加强对“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宣传力度,新闻媒体要更加重视对“非遗”保护的宣传。正如沈鹏先生的诗句说的那样:“草根沃野赛名花,香彻寻常百姓家”,要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能够登上大雅之堂,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和热爱“非遗”。

  去年政协会议曾有委员提提案,希望中央电视台开辟关于“非遗”的频道,央视回复目前有难处,但可在现有节目中加大力度。事实证明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离“非遗”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建议主流媒体将“非遗”保护作为专题研讨予以解决。

  “非遗”保护还应与国民教育相结合。“非遗”中无论是一个剧种、一种民俗,或一项手艺、一种风味,经过成百上千年流传与沉淀,都是民族文化宝库的珍宝。传播“非遗”,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美育缺失、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问题。不仅仅是青少年学生需要美育,全社会的人都需要美育。回顾十六世纪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从美术开始,促进了全社会的繁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非遗”是我们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目前,“非遗”进校园活动正在开展。我认为,不仅仅对青少年学生,还可以扩展到幼儿园的学前教育,从娃娃抓起。让“非遗”成为美育、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融入人们生活,落在人们心坎里。

  “非遗”保护要与地区经济活动结合。尤其在民族聚集地,建立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借助当地旅游资源,形成新的文化创意。在各种民间节日、旅游以及国际交往中进行展示、表演,以礼品、纪念品等方式帮助销售“非遗”产品,形成产业链,进行生产性保护,促进“非遗”项目传播与发展。

  本刊:从您所了解的情况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的状况是怎样的?

  李延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和魂,而传承人是“非遗”的主角,是一种“活态”文化。我认为,保护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在调研中,我亲眼看到,许多传承人是如何把他们的技艺视为生命,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它传承下去,我深深为之感动。

  比如“花儿”,这是一种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广大地区的山歌,是当地人民的口头文学和民间音乐形式之一。“花儿”在当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随着经济大潮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渗透,原始古朴的“花儿”生存空间正面临着萎缩。

  在甘肃和政县农村,我采访了当地民间艺人、“花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金山。多年来,他收集整理了大量民间“花儿”歌词,编辑成册传播“花儿”,经常免费去中小学讲课,教授孩子们学习“花儿”。尽管他如今已七十多岁高龄,还自筹资金盖了一个小院,免费提供住宿和学习用品,向学生和年轻人传授“花儿”。他的传承工作是很有成效的,但是也是非常艰辛的。他告诉我,只要有人愿意学,对他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这还是比较好的例子。通过调研,我发现不少传承人,尤其是边远地区传承人,年事已高,生存状况较差,人一旦去世了,技艺也就断绝了,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后继无人”的现象相当突出,这边,一些“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却难以过上有品质的生活;那边,不少“非遗”项目缺乏学徒,即使是“非遗”传承人的子女,也不愿意子承父业。“非遗”项目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文化传承。并非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转化为经济效益,在投入多、收益少的格局下,一些“非遗”传承人的子女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进行“非遗”项目的文化传承。现实让人痛心,却又无可奈何。

  就拿北京来说,面临失传的“非遗”手艺也不少。“蜡果”,用蜡制作各种水果,惟妙惟肖,这是早年间放在供桌上的工艺品。如今,作为蜡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刘秀华是北京目前唯一能够制作“蜡果”的手艺人,都66岁了。我看过一个统计,北京绢人、联珠快书等非遗文化,都已进入“濒危”状态,现状不容乐观。

  本刊:应当如何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

  李延声:我认为,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关照,也应参照“精准扶贫”的原则办,对他们的状况建立档案,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和年迈体弱的,要落实帮扶保护措施,增加生活和传承补贴。对重要“非遗”项目、活动、科研和出版,设立专项基金。

  我国前年评定国家级传承人有1986名,至今已有350人离世,涉及国家级项目12项。我国有13亿人口,国家级传承人数不到2000名,他们是为数极少的“国宝”,为何不能增加些保护经费投入予以扶持?对国家级传承人,2011年以来政府每人每年补助1万元。

  2015年11月19日,在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上,我和其他几位委员向俞正声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俞主席也认为,给传承人补助1万元是少了,从现实情况看,财政部应考虑增加补助。这样,在全国政协的推动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下,2016年对传承人的补助提高至每人每年2万元。

  但我认为这样还是不够的。据我了解,在日本和韩国,称“非遗”传承人为“人间国宝”,韩国是每人每年补助1万多美元,约合人民币7.5万元。在日本是每人每年补助28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对比之下,我和几位委员提出的,建议对“非遗”传承人的补助每人每年增加到3万元,其实仍是少的。所以,建议有关部门按照物价消费水平,逐步增加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补助。

  总之,让“非遗”传承更加人性化、更具有操作性,就必须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结合起来,让“非遗”传承人的钱袋和脑袋都丰盈起来,“非遗”才会后继有人。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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