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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诵明:“宽而有制,和而不流”

2017-04-26 22:55:33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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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往】

  光明日报记者 王长江 采访整理

  自2012年起,由光明日报参与发起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关于西北联大的研究日渐深入,西北联大对于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随之日益凸显。而这其中有一个名字是不容忘记的,他就是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前身)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的徐诵明先生。

  如果说,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如一部厚重的大书,那么,“徐诵明”这一章值得后人大书特书。这位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人,一生担任过五所大学的校长(北平大学医学院、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沈阳医学院),被誉为“大学校长的典范”,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奠基人,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百岁庆祝大会,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代表卫生部党组致辞,赞扬这位百岁老者:“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才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敬和拥戴。在医学教育上,徐老可谓是用中文讲授西学的先河。”

  “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在《明道先生行状》一文中,弟弟程颐(伊川先生)这样评价哥哥程颢(明道先生)。这段文字至真至深,令后人赞叹南宋“二程”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而在画家徐冬冬心中,外祖父徐诵明正是这样一位“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的儒雅学人。

  “公公(外祖父)徐诵明的一生坎坷而又灿烂。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唯有‘爱国’二字。我至今尤不忘他当年的教诲,‘一个人一生没有成就没有关系,但绝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徐冬冬说。

  先 行

  徐诵明,字轼游,别号清来,1890年10月20日出生于浙江省新昌县城关镇一户贫寒的塾师家庭,5岁入读私塾,13岁考中秀才。1904年,这位天才少年离开故乡天姥山,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清政府腐败无能,浙江更是掀起了沪杭甬铁路风潮。国已危,家安在?怀揣科学救国思想,徐诵明隐瞒双亲,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他与章太炎结识,并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

  “我曾问过公公,在他心中,同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老人家只回答了八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曾奉命把炸药从日本带回国内,以备革命之需,可见当时这样一群先行者是以一种何等心态来面对民族出路的。”徐冬冬回忆。

  1909年4月,徐诵明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1910年毕业后考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1年10月,年仅22岁的徐诵明毅然放弃学业,于11月归国驰援武昌起义,在上海加入了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

  不料,次年政局变化,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失望的徐诵明重返日本学习,1913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成绩出众,1917年留日期间,即受聘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18年毕业后,留九州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

  这期间,徐诵明与同样旅日求学的郭沫若、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刘先登等人成立“夏社”。不料,这一爱国举动被日本设在中国旅顺的特务机关发现后,向外务省密报:在九州帝国大学,以徐诵明、郭沫若、夏禹鼎等人为首的中国留学生从事反日活动,建议驱逐。

  1919年秋,徐诵明回国后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作为当时我国唯一的病理学教授,他率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创建病理学科,填补国内空白,并在此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担任室主任。鉴于教学中一直没有相应的中文教材,1936年,他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的《病理学》著作(上、下册)译成中文。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收复武汉,徐诵明特地赶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

  此后国共分裂,徐诵明心灰意冷,谢绝何应钦提名他担任军医处长之职,决心重回教育界,北上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29年,他创办了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前身),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西医医院。

  1989年10月20日,徐诵明(中)出席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其举办的百岁寿辰庆祝大会。

  治 校

  1932年,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辞职,徐诵明被公推为北平大学校长。1937年1—5月,兼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掌校期间,他推崇和赓续“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办学方针,校内民主自由气息浓厚。北平大学也由此发展成为当时集女子文理、法商、工、农、医于一体的国立大学。

  “当时,公公心中只有国家利益,只问学问,而无党派得失。包括中共一大代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等在内的许多进步教授,都在北平大学任教。”徐冬冬回忆。1932年至1934年期间,徐诵明看到范文澜和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即先后聘请他俩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

  1934年,范文澜被捕,徐诵明立即向南京陈情:“范文澜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并且把薪金一部分捐给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买图书。”谁知,陈立夫闻后却荒谬地回答:“这不正好证明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啊!”交涉无果后,范文澜被押往南京,关了近一年后才被营救获释。

  校长徐诵明“设法缓颊,多方营救”的故事还有很多。据《国立北平大学校刊》载:法学院进步教授侯外庐及其学生周成才被捕后,徐校长分别致电中委陈立夫及张学良等要人请求保释。1933年5月,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张洁清(彭真妻子),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也是向徐诵明求救,才得以出狱。

  1935年,日伪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有过旅日经历的徐诵明成为争取对象,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天津一份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公布其为委员。

  对此,徐诵明先后9次严词拒绝,“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吾对国家及吾本人人品的尊严”,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绝不与日伪沆瀣一气。随后,他更与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李蒸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揭露日本侵华的企图。

  1937年2月,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密电徐诵明,要其严密注意学校的“反动气焰”,并要求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红色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为此,公公专程赴南京找王世杰理论:‘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

  早在1928年,大革命进入低潮时,徐诵明的学生、共产党员贺诚肄业到了上海,生活困顿。徐诵明得知后,认为贺诚为人正直,成绩优良,故补发了校方借故扣发的毕业文凭,使得他可以在上海开诊所谋生。

  其实,贺诚的诊所——达生医院,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在此召开重要会议。新中国成立后,身为卫生部党组书记的贺诚,才将此事告知老校长:“您是为我党做了大贡献的人。”徐老这才恍然大悟。他的学生黄树则、马旭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也都成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领导者。

   救 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国运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之危,为使文脉得延,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师资设备为基础,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由此转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并兼任法商学院院长。

  1937年年底,战局持续恶化,九朝古都岌岌可危,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更为深远的陕南汉中。为此,学校成立了以徐诵明为首的17人迁移委员会,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师生以军队编制组成,在行军大队长徐诵明的带领下,先乘火车至宝鸡,再从宝鸡到汉中。

  当时,进入汉中唯有川陕公路这一险峻之道。徐诵明带着全校师生,踏泥泞,啃锅饼,唱着“为了保卫家乡、土地……咱们站成队伍,一起拿起枪杆”,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徒步500多里,半个多月后终于抵达汉中城固。

  1938年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称西北联合大学。5月2日,在汉中城固举办的西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徐诵明安抚抗战热情异常高涨的师生,坚定他们在战火硝烟中钻研学问的决心:“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这段话被后人铭记并广为引用。

  徐诵明认为,“战时教育,不应邃失平时教育模型。至于应付抗战与国防之特殊知识与技术,自当随时因势利导,以冀收标本兼顾、相得益彰之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北联大的师生深知,“名城可陷,阵线可毁,而全民族抗战到底之共同意志,永不可夺”,唯有“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力量”。

  然而,国民政府一直对西北联大的“红色基因”深感不安,为加强控制,他们增派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并公然指责:“西北联大为什么沿袭北平大学的传统?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开设俄文教程,引进了共产党学说。”随后立即下令严禁学生学习俄文。徐诵明均不予理睬。

  1939年9月,徐诵明请辞法商学院院长,拟请德高望重的历史系主任许寿裳接任,遭到抵制,认为徐“已经实行了很多开明政策,已经走得太远”。更甚者,当局越过校常委,强行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

  “任命大会进行到一半,三青团的学生就闹起来,要把许寿裳从台上轰下来,许的脸憋得通红,紧接着任命张北海的密令就来了,公公立即致电陈立夫,‘你作为教育部长,你不可以这样任命一个学校的院长!’在电话里就吵了起来。”徐冬冬回忆。

  随后,陈立夫一面派特务持枪住校监视,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曹靖华、韩幽桐、沈志远、章友江等10多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其他40多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顾颉刚在回忆录中曾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继而教育部将西北联大改名为西北大学,而由此分离解散出的西北医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也奠定了西北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从此,西北联大从历史上消失,“西北联合大学”的名字只存在了1年4个月,加上前期的名字“西安临时大学”,也只有23个月。同时消失的还有北平大学,直至抗战胜利也未能复校。

  “中国的教育不能由教育家来管,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怀着悲愤的徐诵明回到重庆,接受审查,一年多后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规划全国医学教育建设工作。

  归 根

  1944年,一直“赋闲”的徐诵明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此前,同济大学已从上海迁至云南,随后又迁往四川李庄、宜宾两地。

  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徐诵明坚持勤俭办校,“注意民主办学和广延人才”。在他的领导下,同济大学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建立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医学院先后建起了生理馆、药物馆、解剖馆等,组建附设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建立起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

  1944年冬,日军垂死挣扎,以重兵对河南、湖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同济师生纷纷报名应征入伍,不几天人数就达六百余人,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针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并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大印。他鼓励学生从军时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事,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衰在此一举。知识青年们,你能得此良机,真是你们的荣幸。”

  1945年1月,300多名学生应征入伍。出发那天,学生整装列队,集体宣誓,气宇轩昂。徐诵明亲临送别,满含热泪,朝着远去的航船招手自语:“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抗战即将结束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留在四川,考虑到学校发展的长远大计,徐诵明坚决不同意。即使面对来宜宾巡视的蒋介石的当面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续办?”这位一校之长还是表示无法从命。蒋介石见徐诵明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老同盟会员态度毫不动摇,也只好作罢。

  同济大学校友、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回忆:“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学校发给每人若干复员费,自己设法寻找交通工具回上海。”

  1945年12月,徐诵明先行归沪,遍寻旧友,商定迁校事宜。在给教育当局的信中,他慷慨陈词:“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1日,同济大学终于迁回上海。但就在回沪正式办公不足一个月,6月25日,为重建东北地区高等教育,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徐诵明调往东北,接收伪“南满医科大学”。学校随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徐诵明任院长兼病理学教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任校长之职。

  1948年,徐诵明拒绝了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达上海迎接解放,并于1949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清泉有故源,嘉禾有旧根。

  1992年,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在建校80周年时,为了缅怀这位爱国教育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中国病理学科的奠基人的功绩,塑徐诵明半身铜像于校内,供世人敬仰。

  2010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共同发起和主办了“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诞辰120周年活动”,联合撰文指出——

  “他豁达的心胸、坦荡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风范,使这变幻的百年风云最终沉淀为先贤传予后世的丰厚遗产,供后世学人永久铭记。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地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学人小传

  徐诵明(1890~1991),浙江新昌人。教育家和病理学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中国病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07年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返日继续学业,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后留校从事病理学研究。1919年归国,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至1928年,率先从日本引进了病理学,创建了由国人自己主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负责审定了病理学的中文名词,开了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先河。1927年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后,历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北平大学校长、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院长等职,创办了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负责起草了全国医学院校六年制教学规划。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学制及进修制度等,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1954年、1978年被选为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他为建立中国的病理学科、培养病理学人才和推动、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饱经时代风云的老人,经陈敏章和白希清介绍,于1990年11月22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26日上午10时55分,因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徐诵明于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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