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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更应把目光放在“倒霉蛋”上

2017-04-19 16:23:17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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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推拿》大红大紫,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同名电影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但他说连接血管的写作是《玉米》《平原》;他以小说出道以小说闻名,这次却是带着一本理论书《小说课》进京传经布道;他被人称为“最善于描写女性心理的男性作家”,但他说写作时“不会特别在意是一个男性还是女性”。

  坐在对面沙发的毕飞宇向着阳光,一如他的文字,平和绵密。2月底的一个上午,北京春寒料峭,阳光尚好空气清新,虽然之前两天已经参加了人文社为他安排的满满四五场的活动,略显疲惫,但谈锋甚健。

  毕飞宇认为自己的经历相比上一代作家要贫乏得多,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他经历过“文革”,有农村生活的经历,当过特殊师范学院的老师,也曾是报社的一名法制记者。这些经历事实上和他的作品有某种隐秘的关联,他在《平原》的封底写道: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世纪70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

  小说写作各有不同,有的写作试着揭开“民族的秘史”,有的瞄准转型的现实,有的写作对抗“遗忘”,有的表达不同常人的见解,有的记录自己的经历,有的则体验着他人的生存。小说的写作也有相通的成分,其中之一就是人性,正如毕飞宇所说,“我一直想弄明白,人应当是怎样的……有时候,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尽如人意?”

  小说课:我把作品拆开给他们看

  问:首先想问您,什么时候对小说理论这么感兴趣?

  答:没有特别兴趣,我读的是中文系,总得有这么个课,自己写小说这么多年,有些书也带着看看。如果有特别兴趣的话我就不会写作了,就去搞批评了。

  这本书严格意义来讲不是理论书,也不是学术著作。它更多的还是一个文本分析,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文本分析没有那么大难度。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读者,又写了这么多年。相对来讲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建立起自己的阅读系统,所以对我来讲不是个难事。

  问:小说课里,想解决哪些问题?

  答:没有具体问题,每一篇小说内部的问题都不一样。像我所任教的南京大学,有一些同学渴望写作。他们就会问:如何进入到小说呢?实际上我所有的小说课里有一个中心的东西:我带你进去。而不是这个小说和当时时代背景的关系啊,不是这个小说生成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啊。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的重点是从写作的角度如何进入小说内部。这个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我已经分析给他们听,我把作品拆开给他们看。如果有喜欢写小说的朋友,他们就知道我是如何分析小说的。文学研究有许多研究的方法。文学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把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征概括起来也是一个研究方法,从诸多文学作品中去概括理论也是一种方法。我基本上是一种比较低端的方法,更多地从写作的层面去分析作品。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叫“实践分析”。因为我是一个实践的人,我用这种方法说给大家听。

  还有别的意义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升同学们的审美能力,这也是很关键的。

  问:选择所要分析的小说标准是什么?

  答:第一,这个作品必须是经典,大家都非常熟悉。如果我讲一个大家都很陌生的作品,课堂上要花很多时间把作品内容讲一遍。这个太耗费时间也没什么意思,这就替代阅读了。第二,作品必须很好,能经得起推敲。反过来说,那些不好的作品都经不起我们分析。

  问:有没有以前大家觉得不怎么好的,后来您发现它好?

  答:没有。我讲的作品都是历史公认的好。也有可能哪一天一个年轻人写了一部新作品,大家觉得他写得不好,也许我会站出来说话。但是就目前而言,我讲的都是公认的经典,一代又一代人认同的经典。

  问:能否介绍一下影响您写作的几本书?

  答:影响最大的一定是两块。一块是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另一块就是现代主义部分,在中国的小说里边。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呢,因为西方的经典作品我都是先看,反过来说中国的经典作品都是后看。像《红楼梦》这种作品年轻的时候看不进去。就中国的来说,必须得承认《红楼梦》和鲁迅对我的影响最大。

  对一个人身上最日常的东西感兴趣

  问:“毕飞宇是写女性心理最好的男作家。”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评价?

  答:实际上这个说法很不准确。描写人物,面对人物心理是小说的组成部分。对人物心理的把握是不是精确,是不是有效,我不会特别在意他是一个男性还是一个女性。相比较,对男性的外部描写多一些,对女性的心理描写多一些。这和两种人的特征有关系,女性的心理相比于男性更复杂一些。

  问:写作对您来说,基础主要是来自生活还是阅读?

  答:我不算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作家。跟我们前代作家相比,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厚。从我们这代作家开始,当然也需要去面对生活积累。

  问:《平原》里面不就有很多农村生活的经历吗?

  答:对,但是这本书里没有多少我自己的生活。比如我也没有割过麦子,但是我见过。虽然我在农村生活,但是我的父母是教师。到了我们这一代作家,我们的欠缺是生活没有那么丰厚,我们的强处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更多。

  问:很多作品显示的那种疼痛感,是您与生俱来的吗?

  答: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天性。我的生活很平淡无奇,很简单的生活,没有那种大的戏剧性,也没有大喜大悲在我的生活中发生。

  问:您写的人物,盲人、农村女性、留守儿童,是不是有意去关注这些人?

  答:这是我对文学的理解。我觉得文学是不应该去关注那些成功者的。相反,文学更应该把目光放在那些倒霉蛋上,关注那些失败者。这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在我看来,成功者在小说中的价值不大。

  作家的写作更需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容易被遮蔽,特别不容易走进大家的视野。那小说去关心这样的人,这是必须的。第二,我作品中写小人物比较多,跟我个人生活也有关系。因为我就是个小人物,我平常生活都跟小人物在一起。不能说因为我写了几篇小说有了知名度就成大人物了,这说不通,我依然是个小人物。其实人是不好这么分的。小人物身上也有他的大,大人物身上也有他的小。即使我去写大人物了,我可能也不太会关注他的大,而是去关注他的小。这是一个天然的癖好。说来说去,我还是对一个人身上最日常的东西感兴趣。

  问:这个“小”和“大”是不是反映了人物的本质,只关注了一部分会不会觉得对这个人的呈现偏离了他的本性?

  答:即使是偏离了我也要坚持,因为这样是对社会有意义的。我觉得让这些容易被遮蔽的人,让更多的人去发现他们,这也是作家的伦理和责任。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想做这样的事情。你想想,如果我去写小说,我去写白岩松这样的人,我写他干嘛?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对镜头?即使我真的要写白岩松,我也一定要写他在家里面,如何跟他母亲相处,如何跟孩子相处。我关注的是这个东西,我一定要退回到日常里边来才会感兴趣。

  问:那如何在行文中处理好作家自己的情感尺度。

  答:这个特别重要。在和小说人物进行情感交流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永远不会以作家的方式去处理情感。我一定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得特别平稳,告诉自己,以最普通人的身份、最正常的伦理,去面对他们,我觉得这样小说会更有力量。

  想象更多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

  问:我们看到很多新闻事件相当离奇,小说也是描写故事的,有时候觉得现实是不是比任何想象力都精彩,您觉得小说在这个时代的价值是什么?

  答:不是这样的。生活的离奇程度是远远超过小说的。但你要知道,小说的根本目的不是猎奇。小说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事件和人物揭示事物的普遍性。比方说,最近武汉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精神病人在吃面条的时候把老板脑袋割下来了。作为新闻人,去报道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可能不会去写这样一件事。如果一个事情在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也许没那么离奇,但是它更具有普遍性,这个是作家更关注的东西。我想小说还是要看重它的普遍性。比如说有一个人从7层楼高的地方摔下来结果没有死,骨头都没有断,这样的事很离奇。对于个人来说它的意义非常重大,我要祝贺他,但是对于写小说来讲它毫无意义。

  问:我理解,表现一种普遍性也好,事件的道理也好,它的载体不是故事吗?如果故事太平淡的话会不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

  答:鲁迅先生之所以写阿Q,阿Q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发现: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在精神上寻找胜利。不是因为阿Q身上有多少离奇的故事。重要的还是普遍性,也就是小说人物的涵盖面,这个很重要,这样的小说更深刻。

  问:现在很多事情,报道也好,记录也好,它会遭遇到真实性的拷问。写小说就不用多真实,不用对号入座,这方面有优势。

  答: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在哲学上早就解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哲学家叫莱布尼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叫生活真实,还有一种真实叫逻辑真实。按照道理,它发展下去这样的结论是有的,但是生活中你找不到对应的东西。实际上新闻面对的是客观真实,现实生活中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不能写。小说家面对的是逻辑真实,它也是真实的,是另一种真实。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但在我们写作人的眼睛里,逻辑真实比现实真实更重要。

  问:国内外很多作家都有记者的经历,听说您也做过记者。

  答:新闻和小说的区别是很大的,它们各有各的真实,各有各的伦理。我们不能用新闻去替代文学,反过来说也不能用文学去替代新闻。我在南京日报当了6年记者,负责社会生活中公检法部分。

  问:6年时间也不短,后来为什么不继续当记者?

  答:主要是不适应那种过于现实的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开心的事情还是待在书房里想象。这样我的幸福指数更高,更适合我的天性。过于形而上的生活我不是很喜欢。

  问:写小说需要想象,是冥思苦想吗,素材又是怎么构架的?

  答:想象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即使我不写东西,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出租车上,在飞机上,在喝茶的时候,我也处在一个想象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讲:走走神、白日梦。相比于逻辑思维而言,想象是一个更加轻松的事情。

  问:想象的源头在哪?有什么事激发您吗?

  答:想象是人的本能。比如《推拿》虽然有现实生活做支撑,但是绝大部分的描写还是想象。

  问:后面发生的事靠想象来写。

  答:是的。你比方说我现在在喝一杯咖啡,我脑子里在想,此时此刻我坐在自己家的阳台想象是什么样?这个画面我很快就出现了。但是我永远也不可能在写作之余,把狗的小便聚集起来,然后我坐在那品尝。这样的想象就不会有,当然它是有现实依据的。

  放弃宣判人物命运的权利

  问:您在不同场合说过,想写这些盲人,并不是说他们告诉很多故事,去把它复写下来。

  答:他们告诉我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是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在小说中基本上都不会呈现。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我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再重新想象。如果我把朋友们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不可以的。

  如果我在《推拿》里局限于讲他们的琐事的话,这个小说就不成立了。那些东西是无法支撑一个小说的。它一定出现了大量想象的内容之后才能让小说的内容更丰厚。现实生活的流水账是不能构成小说的。生活哪有那么戏剧性?哪有那么多可以书写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写到小说里去。

  问:就是您说的伦理问题?

  答:对,简单说,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去出卖朋友,这样不可以。我大致了解他的生活之后,我自己去想象,那个是我自己的东西。

  问:还有别的伦理吗?

  答:面对小说人物,也是一个要坚持的伦理问题。作家最容易做的是,动不动就去做法官,把自己变成道德的化身,任意去宣判小说中的人物。好的作家是应该放弃这样的权利。我觉得上帝视角是不可以的。写作的时候不首先进行道德评判,可以是美学评判。让人物在小说内部得到充分呈现。呈现出来之后,所有的一切交给读者来评判。这个也是小说的伦理。

  问:您是之前就把构架想清楚,还是边写边想?

  答:这就是虚构的好处。比如你在现实生活中建房子,一定是从地基开始,这是物质决定的只能这么做。虚构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写作之前,有一个草图,把时空关系安顿好,按部就班地写。也可以放弃这样的方式,按自己的方式任意搭建。但是有一个东西要强调,虚构本身也需要有规律。这个规律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不管是逻辑的还是非逻辑的,它都有自己的基本方式。这些方式还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写作方式和风格,让小说变得多样。

  问:您的作品还基本都是全称,是吧。

  答:第三人称多。

  问:这种写法可以更好地往下延展。

  答:也不是。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小说第一人称特别多,第一人称在我写作的时候具有压倒性优势,选择第三人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的策略。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如果这段时间第三人称的小说比较多,我也很有可能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

  问:写作熬夜吗,写长篇需要“闭关”吗?

  答:不熬夜,我写作状态特别轻松。电话也不构成对我的打扰,放下来再写呗。我没那么脆弱。我经常跟我身边朋友开玩笑说:在我看来,我就是一个不像作家的作家。

  问:您会推荐自己的哪部作品给读者。

  答:《平原》还有《玉米》。

  问:为什么?

  答:我觉得这个作品当中有我血管里的东西。像《推拿》这个作品也挺好,但不是我血管里的东西。《平原》和《玉米》是。它虽然和我个人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精神上,它跟我联系的紧密度非常高。虽然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它更属于我。(本报记者 姜锦铭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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