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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生:“走中国之路”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2017-04-17 10:55:45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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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草图局部) 袁运生

  “我今天不是来宣传画,我是想来当个宣传员。 ” 4月6日,在中国美术馆“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开幕式上,画家袁运生致辞开篇便发出这样“自觉”的声音,“中国有条件通过自己的文化资源重建中国美术高等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件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势在必行。 ”

  刚过完80岁生日的袁运生梳着马尾,墨绿色针织衫内搭白色对襟马褂,外面随意套着一件西服,下搭蓝色牛仔裤,这样的东西碰撞却意外产生一种自然和谐的效果。正如他的艺术历程,与中西艺术现代碰撞的语境相叠合,“一面研究传统,一面研究西方,在两个领域都投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目光,在艺术学理上作比照研究和深度思辨。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说。

  “中国美术馆为袁运生举办展览,旨在研究其如何在国际艺术语境下,回归本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造型精神,独造新境而取得卓著成就。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在展览前言中写道。作为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之一,“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从水墨意蕴、道象、融贯中西、记忆4个部分,回顾性地展出了袁运生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创作的水墨、油画、铜版画等作品141件,以及素描、速写等习作20余件。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在本次展览中,袁运生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三个枪手》《嫁新娘》 《海边太极》 《驱鬼图》 ,著名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原稿,以及高3 . 4米、长达27米的铅笔大稿等,涵盖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共16件。

  袁运生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 1955年进入中央美院学习油画,受到董希文的启发,但在创作上并未完全贴近前苏联绘画技法,而是更倾向于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画风。196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吉林省长春市工人文化宫美术组工作,期间在进行创作任务的同时还多次外出写生,完成了60余件的木板油画作品。

  袁运生的好友、画家孙景波认为袁运生是一个叛逆而自由的人,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创作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美术界的强烈“地震” 。1979年应张仃邀请,袁运生参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创作,以在西双版纳写生创作的大量钢笔和墨笔线描作品为基础,绘制了《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机场大壁画。由于在画面中部大胆绘入了三个裸体傣家女洗浴的场景,引起中国美术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广泛争论。

  “谈及中国的现当代美术史,就没有办法回避机场壁画对当时美术界的影响,它不仅是内容上的创新,还有表现形式的创新,其中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是最具特色、最具争议的。 ”谈及那段历史,孙景波颇为激动。也正是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性图像之一,也让袁运生及其艺术探索广为人知。

  吴为山将袁运生的艺术生涯分为3个时期: 1982年赴美国之前可以被视为传统艺术、学院艺术和现代艺术启蒙的并置时期; 1982年至1996年在美国接受抽象表现主义、行动绘画的影响,开始创作大量大尺幅的与中国传统绘画有内在关联的综合材料作品,是融合时期; 1996年归国后,是尝试在中国传统雕塑、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非书画系统”的视觉空间中寻求灵感和新启发的独造时期。吴为山认为,“根植于袁运生内在的中国文化经验,与其个人的性情和文化理想,毫无罅隙地完美融合在一起,最终越过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走向自我完善” 。

  1981年,袁运生与中国美术学院学生到敦煌、西安等地参观考察,敦煌艺术的绚丽多彩、博大精深让他为之震撼。“袁运生当时带到敦煌的绘画工具大概有五六十公斤重,后来纸不够了,他就买当地的图纸。白天临摹,晚上给各地院校到敦煌参观的学生画肖像。 ”孙景波回忆。有感于敦煌艺术对他的启示,回来后袁运生写了《魂兮归来——西北之行感怀》一文,提出“追索民族艺术的真精神,才是所谓继承传统的实质” 。

  带着这样的认识, 1982年至1996年袁运生在美国期间,虽然接受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影响,但他有意识地运用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中石涛的“一画论” ,绘画追求笔笔相生,在宣纸上起笔之后,再根据前一笔的形态决定后一笔的位置,不准备草稿,而完全是凭着即兴的感受作画,以感受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用墨、蜡、色粉、油等材料,完成了大量带有强烈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深入研究和探索中,袁运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传承都不行,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袁运生认为。1996年受中央美院邀请,他回国主持油画系第四工作室教学工作,创作思想逐渐转向为建构新的中国当代美术教育造型体系而努力。

  “中国古代的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铜器、石雕、壁画、书法,展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高度,其审美观、造型观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并且自成系统,是学习造型艺术的绝佳教材。 ”袁运生因此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青铜器、壁画、书法,并纳入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必须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多年来的基础教育中,画西方石膏像的局面必须改变,否则,中国再也出不了像齐白石这样的画家了,因为学生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

  范迪安认为,袁运生为中国壁画现代复兴所作出的开创性努力,在艺术教学和美术教育上急切呼吁走中国道路的主张,在研究复制中国古代艺术精华上所注入的巨大心力,都是超越美术本身的文化追求,而这种艺术创造上的“袁运生现象”与他长期以来追寻中华文明之源、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的坚定理想紧密相关。

  袁运生坚信:“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如果你的心里有文明自觉的意识,那么创作的时候就会很明确,就会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思考。 ”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对中国美术高等教育体系的奔走呼吁,都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心路上是一脉相承的,正如他在画展自序中所提到的,“在艺术和艺术教育上‘走中国之路’是我一生的梦想和追求”。(陈思静)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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