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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亮夫:“民族爱国思想支配着我的学术研究”

2017-03-27 09:23:07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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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亮夫(左)与饶宗颐在家中交谈。

  【大家】

  引言:“最后最高要求”

  1992年5月,正是江南草长的季节。一位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的老人,在过完他91岁生日之后,深感体弱多病,来日无多,遂在记事本上为学生写下这样的嘱托:

  要求每个毕业生能普照整个专业与中国全部文化史——至少是学术史——的能力,及各个方面(指学术分类)的独立研究古籍的能力。而且有:永久坚强的毅力,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卓绝的气概!

  老人自题:最后最高要求。之后,他便住进医院,1995年12月4日,离开了他钟爱的学术事业,这段文字竟成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笔迹。

  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姜亮夫先生。2002年,皇皇24卷的《姜亮夫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精装出版。内容涉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楚辞学、敦煌学、历史学、地理学、古文献学等诸多方面。如此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一千二百多万字的篇幅,都是作者用毛笔、钢笔手写成的。姜先生前半生正值国难多事之秋,几乎一直处于逃难坎坷中,常常连油灯都用不上,许多书稿还毁于战乱。

  一、名师指导、艰苦奋斗的学术道路

  在李学勤先生看来,姜亮夫先生的学术业绩,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奋力前行的一个缩影。

  1.“列出一张《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来”

  1902年5月19日,姜亮夫先生生于云南昭通,名寅清,字亮夫。父辈四兄弟,一榜中了三个举人,老大与老四留学日本。姜先生的父亲为老三,曾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

  在《简述我的学术研究道路》一文中,姜先生回忆:“一部《论语》是父亲从头给我讲到底,印象很深。可以说,《论语》的思想影响了我一辈子。”

  中学阶段,姜先生喜欢诗词小说,有志做诗人,对《红楼梦》尤其“入魔”。父亲发现后,不但没有阻止,还因势利导,启发他把“书里的人物要仔细弄清楚,到底有哪些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给我列出一张《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来”。

  循此题目,姜先生不仅把书中人物关系弄清楚了,而且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也有了全新认识。“这恐怕也是我走上研究中国文化的最原始的起因。”

  2.“读史先不读史评”

  1922年,姜先生以云南省官费生考取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有幸遇到林山腴、龚向农、廖季平、吴玉章、李培甫、侯文龙等名师,为日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在《忆成都高师》一文中,姜先生回忆,林山腴先生讲《史记》,常与《汉书》《国语》《左传》对读,辨析其中异同,体会作者用意。林先生还特别告诫说:“读史先不读史评,读诗先不读诗话,读词先不读词话。关键是先把原典读通。”

  龚向农先生讲《国学概论》与《经学史》,注重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譬如孔子和孟子,他们的学说多有变化,前后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经历不同造成的。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每段史实叙述之后,必有评论,“完全是为了当时的施政,是对当时的君王说的,等于是皇帝的教科书”。这又启示姜先生,著书不仅是个人的事,也要为社会现实服务。

  3.“王国维先生指导我作《诗骚联绵字考》”

  1926年,成都高师四年学习结束后,姜先生怀揣着更大的梦想来到北京,8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所,10月又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等先生,开始新的学习经历。

  王国维讲的第一课是《说文》。开学不久,王国维让拟定毕业论文题目。姜先生最初拟定三个候选题:《诗经韵谱》《诗骚联绵字考》《广韵研究》。王国维沉默片刻后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

  翌年,姜先生完成《诗骚联绵字考》初稿。那时,梁启超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也叫他眼界大开。陈寅恪讲《金刚经》,古今中外各种文字,信手拈来。

  一次,姜先生写了一篇批评别人的文章。陈寅恪教导他说:“你花这么大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上?”这对姜先生触动很大。他后来再也不写批评文章,还常常教导自己的学生:“与其破坏什么,不如建立什么。”

  4.“历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精神所在”

  1927年7月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姜先生先后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上海持志大学、中国公学、大厦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等。这期间,他撰写完成《屈原赋校注》《尚书新证》《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夏殷民族考》《甲骨学通论》《文字朴识》等著作。

  在北京念书时,姜先生曾听过鲁迅先生的课。他在上海教书期间,鲁迅也在上海,所以有机会请教鲁迅先生,还请鲁迅先生到大厦大学作过演讲。在《忆鲁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姜先生回忆:“他对我很好,似乎觉得我有点迂,有时相遇……他曾笑着叫我夫子。”

  1931年,在苏州一次学术演讲会上,姜先生认识了章太炎先生。当时,章太炎也住在上海,姜先生从苏州回上海后经常去拜访。他在《忆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每次到先生家中去,大部分时间都在谈学术上的事。他认为每种学问都包含民族成就,历史是包含民族的基本精神所在。”

  1932年12月,在苏州李印泉先生家,章太炎正式收姜先生为入门弟子。1934年,姜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授期间,著《尚书新证》,曾就《泰誓》篇中的若干问题写信向老师求教。章太炎回信有三四千字,姜先生说:“一位老人写这么多,恐怕要二天才能完成,……这不仅是负责,而且渗透着师长深沉的爱意。”

  5.“在巴黎学考古学,后来搜集敦煌卷子”

  1935年9月,姜先生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考古学,想用西方科学方法来建构中国的新考古学。就读期间,他翻译了穆尔干(毛根)的《史前人类》,业余时间则参观法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在这些地方,他发现我国许多古籍、文物陈列其间,遂努力抄录、拍摄、拓印,编成《瀛外访古劫余录》。

  在巴黎,姜先生还碰到好友王重民、向达两先生,他们在欧洲收集敦煌卷子。应他俩邀请,姜先生参与部分工作,负责敦煌经卷中语言学与儒家经典的收集校录工作。为此,姜先生又到伦敦、罗马、柏林、莫斯科抄录相关敦煌卷子,从此走上敦煌学研究道路。1937年回国后,他陆续整理完成《瀛涯敦煌韵辑》《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莫高窟年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敦煌碎金》《敦煌学论文集》等著作。

  6.战乱期间的大学教授

  从1937年回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姜先生一直在战乱中辗转于各大学任教。先受聘于东北大学,因避战乱,随校来到河南开封,再到西安、成都,最后到四川三台。后来,他又受聘担任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经顾颉刚推荐到浙江英士大学文理学院任院长。

  在这样奔波动荡的岁月里,姜先生以坚强的毅力,教书、读书、写书,除完成上述敦煌学著作外,还相继完成《陆机年谱》《张华年谱》《昭通方言考》《汉书札记》《楚辞书目五种》《屈原赋今译》等著作,并与当时文化名人顾颉刚、贺昌群、闻一多、郭绍虞、徐悲鸿等人多有交往。

  7.生活比较稳定的四十年

  1953年全国高校调整,姜先生奉高教部令调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任教,直至1995年12月去世,没有离开过杭州。这期间,虽经历“反右”“文革”等动荡,相比较而言,还是他一生中较为稳定的四十年。

  1979年和1983年,姜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楚辞学和敦煌学讲习班,讲课内容分别整理成《楚辞今译讲录》《敦煌学概论》两书出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学界产生深广影响。

  1984年,姜先生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1986年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先秦文学卷》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文化》等学术顾问,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整理出版了《楚辞通故》《楚辞学论文集》《古史学论文集》《古汉语论文集》和《古文字学》等著作。

  二、综合研究、一心为国的学术成果

  在成都高师期间,姜先生读章太炎的《新方言》,发现有许多内容与昭通方言相类似。这给他很大启发,再读《说文》《尔雅》,比较推敲,完成了《昭通方言考》初稿。那时,姜先生才19岁。

  1.两大根基:语言与历史

  从成都高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到拜师章太炎先生门下,姜先生学习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语言学和历史学。在成都高师作《昭通方言考》,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诗骚联绵字考》,到上海教书,有《中国声韵学》。以后还出版有《文字朴识》《甲骨学通论》《古文字学》等。在语言文字研究中,他继承章太炎声韵形义分析法,又学会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的互证法,还采用西方语言发生学理论,通过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解读文字的起源与流变,创获颇多。

  姜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夏殷民族考》《尚书新证》《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古史学论文集》中,还体现在楚辞学、敦煌学的论著里。《楚辞学论文集》所收录《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等,从文明板块的比较分析入手,提出历史的发展,不仅有纵向的时间论,也有横向的空间论。这就要求学者要从广阔的时空观背景下,认识楚辞。这是姜先生的卓见。

  2.两大领域:楚辞学与敦煌学

  《姜亮夫全集》24卷,楚辞学占8卷,分量最重,研究最全面。既有楚辞原典校读,如《屈原赋校注》,也有楚辞资料汇总,如《楚辞书目五种》,还有楚辞专题研究,如《楚辞学论文集》,更有楚辞学的集成著作,如《楚辞通故》。1986年,姜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

  姜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首先是对流散西欧的敦煌资料的搜集抢救,在此基础上,对敦煌卷子着重在语言学与儒家经典两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瀛涯敦煌韵辑》一书,“把敦煌文书资料的整理与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结合起来,基本复活了湮没一千多年的隋代陆法言《切韵》系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才培养的需要,姜先生对敦煌学作了整体思考,出版《敦煌学概论》《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论文集》等论著,建立了独特的敦煌学体系,为中国敦煌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

  3.两个视角:中学与西学融通互补

  20世纪出现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侯外庐、范文澜、吕振羽、冯友兰、汤用彤、王力、徐中舒、高亨、姜亮夫等,他们的学问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是空前的,也为后学开启无限法门。这批学者的传统功底与前代学者相比,各有千秋。但他们又多有留洋经历,掌握了丰富的西学理论与方法,这又是古代学者所不具备的。姜先生九十大寿时,曾总结自己的治学体会说——

  “我是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用十分精力搜集资料,然后以古原始的传说,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再以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法国毛根《史前人类》的一些可信据的结论为裁截的基础,又时时与自然科学相协调。这是我做学问的秘诀。”

  若就某一学术领域而言,这一代学者的研究几乎穷尽其说,其方法又为后来者开拓无限的发展空间。

  4.两大特色:材料与识见有机组织

  王国维先生每做一个题目,总是先将有关资料搜集齐全,编成目录,供研究时取用。姜先生认为这种治学方法非常有用。后来,他每做一项研究,都遵循此法。研究楚辞,而有《楚辞书目五种》《屈原列传疏证》;研究敦煌学,而有《瀛涯敦煌韵辑》《莫高窟年表》;曾立志仿裴松之《三国注》作《宋史》研究,而有《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陆机年谱》《张华年谱》等。

  在全面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姜先生往往从个别分析入手,对相关文献,逐字考证辨析。如研究楚辞,先作《屈原赋校注》;研究经学,先作《尚书新证》;研究敦煌学,作《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然后再综合研究,成就《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敦煌学论文集》《敦煌碎金》等专著。

  不仅如此,姜先生还要深入浅出,将自己研究的成果,抽丝剥茧般地讲解给后学,于是有了《楚辞今译讲录》《屈原赋今译》《敦煌学概论》《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等著作。由此可见,姜先生的学术路径:编纂目录——个别分析——综合理解——普及讲绎。四个步骤,融汇了考据、义理、辞章的国学传统,又展现出理论、实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现代人文学研究方向。

  5.最高境界:学术选题与民族思考紧密结合

  姜先生出生在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家庭,以后求学所碰到的几位恩师,又都深具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怀。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希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王国维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时候作《古史新证》,证明夏商时代为可信;章太炎强调学问的民族精神,所有这一切,铸就了姜先生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精神信仰。

  在回忆录和日记中,姜亮夫先生多次提到,他的学术志趣本在历史学和语言学,然而,特殊的历史处境,民族国家的需要,他无意间走进楚辞学与敦煌学王国,最终取得辉煌成就。他作《屈原赋校注》,是因为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有感而作。抗日战争爆发,他作《夏殷民族考》《甲骨学通论》《尚书新证》,通过阐述汉民族文化独立发展,自强不息,唤醒民众。

  1935年,姜先生留学法国,本想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他看到大量中国文物流散欧洲博物馆时,十分痛惜,拍摄抄录,作《瀛外访古劫余录》,并在王重民、向达邀请下,毅然决定全力搜集海外敦煌残卷工作。

  姜先生的学术经历告诉我们,最优秀的人文学者,理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深厚的专业功底与完整的知识结构,二是自觉的民族意识与强烈的家国情怀。具备前者而缺乏后者,至多是专业学人;具备后者而缺乏前者,则沦为空谈家。

  结语:精神之财富 时代之荣耀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有幸忝列姜师门墙,求学问道,深感先生学问博大精深。在此文中想要比较全面地评价姜亮夫先生的学术成就,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希望,通过对姜先生著作的介绍,有助于读者理解、把握那一代学者的精神世界。他们做学问,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求真务实,二是艰苦奋斗,三是家国情怀。

  姜亮夫先生经常教导学生,研究历史文化,就是要恢复以往的本真原貌,然后总结规律,指导未来。他研究敦煌卷子隋释道骞《楚辞音》,就是要钩稽郭璞以来楚辞研究中的考据派系统。他写《光明崇拜考》,就是为了阐明中华民族刚毅、光辉的精神源头。他强调说,学术研究必须求真务实,用笨功夫,花大气力,将每个结论都建立在翔实的资料考证基础上。

  《姜亮夫全集》后几卷所收录的《日记》与《回忆录》,全面记载了姜先生在艰苦条件下锲而不舍的学术人生。这种精神,贯穿在他求学过程中,也体现在他教学过程中。凡是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从他刚强笃实的性格中获得力量。

  姜先生在学术上如此坚守,是因为心中怀揣着复兴民族文化的梦想。1933年,姜亮夫先生在《民族月刊》上发表《殷夏民族考》,首先提出“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理论命题。他后来回顾说:“写此文时,正是‘九一八’、‘一·二八’接踵而来之时,在上海生活的艰苦,还耐得住;而租界的鸟气,随时亲身经历,气愤懊恼时时遇到,发发牢骚也不可能,写诗无人要,小说太渺茫,戏剧未写过,还是从个人稍稍有些修养、有点把握的史学考论入手。此文发表后,本来计划写‘民族性’、‘民族文化特点’,更不自量,想第四卷写‘民族贡献与今后出路’,但民族文化特点,用‘龙’、‘凤’两字为引子而再深入。问题愈来愈多,以至于大病。”(姜亮夫:《古史学论文集》,第256页)姜先生提出龙图腾概念,后经黄文山、李则纲、卫聚贤等人的接力,至闻一多写作《伏羲考》时,这一命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救国”的共同理想。

  姜先生很少高谈阔论,在七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埋头苦干,默默地把自己的学术探求与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优秀学者的共同追求。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强调:“民族爱国思想支配着我的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姜先生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遗产,还有学术背后所蕴含着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荣耀。

  刘跃进,1958年生。南开大学文学学士,杭州大学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等职。

  江林昌,1961年生。杭州大学文学硕士、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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