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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事做,做好事,团结起来为民乐

2016-11-30 10:04:27 来源:中国艺术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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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事做,做好事,团结起来为民乐

  ——访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

  30年前,一群热爱民族管弦乐事业的人,为了民族音乐的发展大计聚集在一起,他们成立了一个令音乐界瞩目的艺术家团体——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学会从最初隶属于中国音协的二级机构到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一级社团, 30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在几代民乐人的辛勤耕耘和默默奉献下,在民族音乐的创作、演奏、理论评论和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第十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对记者所说,学会这么多年来有特别好的传统,那就是“找事做”“做好事”和“团结起来为民乐” 。正是这种实干精神吸引并团结了我国众多优秀的民族音乐家都成为学会的重要一员,他们团结一致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认可与良好口碑,成为了文艺界公认的好学会。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30年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学会始终坚定地和全国的民乐人一起,满怀为了民族音乐繁荣发展的初心,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为民乐的未来殚精竭虑、苦思进取。 ”刘锡津语重心长地说。

  记者:“华乐论坛”到今年已举办了五届,现已成为音乐界著名的品牌项目,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可被看作是新时代民乐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今年6月举行的第五届“华乐论坛”以杰出管弦乐指挥评选为主题,不仅集中讨论民族管弦乐的指挥艺术,还针对当前民族管弦乐发展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很有想法也很有现实意义。

  刘锡津:今年可视作是民族管弦乐指挥艺术理论建设的元年。我们的民乐指挥家们,一方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向民族遗产学习和掌握艺术的根基,同时面向世界,学习所有有利于我们民乐发展的艺术手段,在继承与创新的临界点中把握民族风格和独特韵味,为我们创建丰富多彩的音乐世界,可以说小小指挥台却记录着他们在民乐指挥艺术领域里的创作思考。然而当前民族管弦乐艺术发展却面临着高素质指挥人才短缺的现状,我曾在不同场合中都呼吁,加强中国民族管弦乐指挥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大职业民乐指挥的培养力度是发展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关键,培养优秀的民乐指挥人才对于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而言,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为此学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主持申报了“中国民乐指挥人才培养”项目,并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项目。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努力打造一个民乐指挥培训的品牌。

  “华乐论坛”成功举办5年来,为中国民乐的发展留下了一笔非常可贵的无形资产,评选推介出一大批民族管弦乐经典作品以及作曲家,并连续出版了五卷《乐谭》理论专著,被理论界称为“迟到的中国新民族乐派” ,论坛的举办使我们一步步总结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丰硕的民乐成果,使得民乐人都更有干劲了,接下来我们要让这个论坛向纵深发展。

  记者: 2015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了理论评论委员会,并于不久前推出了中国民族器乐作品的评论征集活动,这对推动中国民族器乐理论、评论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刘锡津:的确如你所说,我们的民族音乐理论评论建设,是多年来民乐事业的一个软肋。国内的民乐评论,大多是一边倒的吹捧,很少听到科学的、有诚意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批评声音,尤其是对作品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引发作者及演奏者去反思的评论更是少之又少。以此为契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了理论评论委员会,可以实现资源集中整合,一方面从理论层次高度总结,另一方面进行现实评论,共同为民族音乐发展总结出更多有益的理论成果。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集合一批民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和众多关注中国民乐评论的社会各界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促进民族音乐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记者:中国民族器乐系列巨著《华乐大典》的发行是今年民乐界的一件大事,您认为这套丛书出版的意义是什么?

  刘锡津:我认为《华乐大典》的出版是历史的必然,当代民乐人立志修典体现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国民族器乐曾产生了众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大师和艺术巨匠,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启迪后人的音乐故事、成语典故和经典音乐作品,但是一直没有一部全面完整地记录、印证和浓缩中国器乐艺术发展历程的乐典。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都为修撰《华乐大典》创造了最合适的历史机遇和社会空间。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再现历史原貌的宗旨,这套丛书由中国管弦乐学会组织近千名当代民乐人、音乐工作者以其经年积累与心血修撰,由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图书典籍,不仅填补了中国器乐发展历程上的学术空白,也为传承华夏音乐文化遗产,为弘扬民族器乐艺术经典奏响了新篇章。有专家称《华乐大典》是一套传得远、立得住,对得起“大典”二字的好书,我想我们还是深感欣慰的。我们也希望它所承载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

  记者:记得《华乐大典》最早出版的《二胡卷》当年曾震动了整个音乐界和出版界,并获得海内外胡琴工作者的热情响应,请您具体谈谈治“典”的过程。

  刘锡津: 《华乐大典》从《二胡卷》 2000年编撰至今已有16年。就记录中国乐器的成长发展而言,其编写时间之长、动用人数之多、编撰规模之大、收录资料之全、涉猎内容之广、案头工作之繁杂辛劳,也为国内音乐类书籍所罕见。《二胡卷》 2010年7月出版时令人十分振奋,因为终于看到了曙光。 《二胡卷》出版的同时我们启动了《笛子卷》 《古筝卷》 《琵琶卷》《扬琴卷》《打击乐卷》的编撰工作,更为浩繁和重大的编撰工作随即展开了。里面涉及“文论”部分和“乐曲”部分,可以说史、曲、传、记、目等形式十分详尽,比如“乐曲”部分是从数以万计的作品中遴选出的近千首经典作品,既有传统乐曲,包括以原貌呈现出的6部琵琶谱古籍,也有改编、移植、吸收借鉴民间音乐的优秀之作与探索现代作曲技法的新型作品,涵盖面广泛、经典性突出,很实用,对民族乐器演奏和教学的应用创新也有重要意义。

  记者:今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30周年,学会在繁荣发展民族音乐事业中起到了凝神聚气的重要作用,站在新的起点上,您认为中国民乐人应该具有怎样的胸怀和气魄?

  刘锡津:我想我们身上都有着很强的使命感,中国民乐人,要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精神,担当起抵制社会暴戾之气、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崇高使命。无论是举办高层次的民乐艺术活动,还是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培训展演、经典欣赏等普及民乐艺术手段的有效开展,希望用润物细无声的努力,让社会以平和睿智的情怀,操健康之琴,赏礼仪之音,重彬彬有礼、情高义重之形象。(本报记者 张悦)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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