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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忆季羡林先生过“米寿”

2016-11-04 10:38:19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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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本文作者的父亲在1999年为季羡林“米寿”题写的贺帖。

  图为本文作者的父亲过世后季羡林为其写下的字幅。

  季羡林与学生们 北大图书馆提供资料图片

  1993年本文作者探望季羡林,在季老书房获赠其书《留德十年》。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我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1999年秋天,在我赴京为季羡林先生庆贺“米寿”前,我请父亲为我将这句话题写成一幅贺帖。当我呈上这张宣纸贺帖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先生的深心,所以他一直珍藏着。

  季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将这幅字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你们说的那个人不是我”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1999年秋,我在昆明,忽接到季羡林先生的秘书李玉洁的电话。

  她说:“今年是先生米寿,‘得米望茶’。今年也是季老的全集出版之年。出版社要给先生做寿。你是他最牵挂的人,必须要赶到。”

  李玉洁是最贴近先生的人,她时常能解出先生的意思。

  “米寿”的意思,取拆字之意,即“八十八”岁,高寿。得米望茶,下面“茶寿”,也是拆一个“茶”字的划数,“一百零八”岁也。这两个字,除了好拆,更有好意。米和茶,都是中国人的食与饮,是厚道敦实的天赐之物。

  此时我已经被云南省“人才引进”了。正好,我有大事,要到北大求助。

  我就请父亲为我题写一幅贺帖。父亲一向戏谑曰:“秀才人情一张纸。”到临走的前一天,我到父母家来取字,见茶几上放着一张写好的毛边宣纸。

  父亲让我坐下,郑重说道:“你要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但没有裱。因为我想过了,季先生的寿辰,一定是名家高人满堂。我的字,不合适拿去挂在那里。当然,你与他又是另一层关系了。你自己去考虑吧。”

  没料到父亲又犯了“迂”脾气。

  我只得怅怅,收起这张毛边纸,放进一只牛皮纸信封,就这样带到京城。拿到季先生家里,当面呈上,并将如此草率的原因告知。

  先生听我转述父亲的原话后,沉默了一会,点头道:“不易。”

  接过宣纸,他打开来看,“温不增华 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继而他用手抚摸着,喃喃道:“我自己裱。”

  那次我见季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请教,就是:我能不能做抢救“西南联大”历史资源这件事?

  当时云南只有一个“一二·一”纪念馆,没有人提起抗战时期曾经赫然存在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我心中早存有此事,决心抢救其历史资源,从采访那些尚存世的老校友做起。

  在朗润园的书桌前,季羡林凝视我片刻,即说:“你行。你是北大学子,又是云南人,你做很合适。”

  这话里,表面上是“门户之见”,内中含有博大的阅历与睿智。

  果不其然,在我此后的漫漫路程中,一直受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鼎力支撑。

  我常想,若我只是写小说,不一定要上北大,还有许多学校可以上。而要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却是一定要“上过北大”的。

  因为我要寻访“活人”,获得“口述历史”。而在地球的任何一处,寻访到的西南联大学人,他们都会称我为“学弟”。我们如家人相见,久别重逢。其中我所获的待遇与信任度、成功率和幸福感是一言难尽的。

  以一个云南人和北大学子的身份,寻觅母校校史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温馨的过程。季羡林对我的认可,点化出这一瓶百年陈酒的香醇。

  听他这样说的时候,顿感一种来自历史与家园的力量充盈了我的全身。

  贺寿庆典当日,我赶到北大勺园3号楼上,小会议厅已经人集如云,气氛隆重。

  没想到,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人把守,凭请柬进入。迎面遇到校领导郝斌,我说:“我没请柬。”

  他说:“这还能拦得住你?”说着自己进去了。

  我对把门的人说:“我是季羡林特邀的客人,请柬在季先生那里,不信你们跟我去问。”

  我带着他们直闯主桌,季先生一见我,立刻惊喜地站了起来。

  郝斌上来,带我去见了两位老领导张学书和王学珍,告知他们,我为“西南联大”一事而来。他们非常高兴。

  张学书、王学珍是我在校时期的领导,对我的调皮和“闹事”印象颇深。此时他们仿佛看到孩子回家一样,问长问短。他们也都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件事。

  他们说:“你不是已经拍过一部电影了吗?”

  他们指的是《青春祭》。他们记得学生的光荣与成就。

  在那个“米寿”的盛宴上,郝斌向我引见了另一位北大副校长沈克琦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副会长。沈先生后来成为我拍摄西南联大纪录片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史料顾问”。

  要干成一件大事,一定要有许多因缘的汇聚。季先生的“米寿”之宴成全了我这个远来之客,一下子全搞掂了。

  我安心了,坐下来,听人家发言。

  操办者是出版社,给先生出完《文集》27本,教后辈人知道“著作等身”的含义。

  季先生私下曾对我说是“出齐了”,而不说“出全了”。一套文集,他非得自选,不满意的,他自己丢了许多。

  我一直琢磨他这个“出齐了”,就是他认为有价值的那些成果,都涵盖了。“齐”与“全”,原来不是一回事。后来,我也参照先生的思路,过滤自己的作品。不要“大全”,但“干货”都要在。这种思考直接渗入我的写作。

  所谓“触类旁通”,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品格,是可以超出门类的。

  那天参加寿宴的人,有文坛学界的重要人士,有学生与记者。祝寿者热情洋溢。有一位将先生喻为“未名湖畔的一盏明灯”,更有一位女记者激动地说,先生在她心中是“红太阳”。

  寿堂真是名人风光,记得启功、范曾等都有字画为贺,琳琅满墙。四壁的名人条幅,都在赞先生,说他有着为天下称道的德才。

  我暗自佩服父亲,的确,不能把我们这样普通人家的字幅拿到这里来悬挂。

  父亲的迂,得到季先生的理解。而季先生在盛宴上的一番致辞,更“迂”得出格。

  当司仪报告,“有请寿星老、尊敬的季羡林先生讲话”时,全场掌声雷动。

  季先生的神态却有些不自然,甚至僵硬,一点儿也融入不了这个喜庆场合。

  他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那样的,当然,我在争取做成那样的。我只是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人,其他各方面常识很浅陋。文笔不如作家,学问也不是很深厚。我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听寿星说出这番“不凑趣”的话,众人一时无言。无人能令此老自失,宠辱不惊也。

  这是具有季羡林特色的话,婉转谢绝了别人的盛情,表达出自己应该守的本分,又不得罪别人。骨子里有一股清香,魅力所在也。

  我坐在窗槛旁,虽不近高台尊荣,却可眺全厅风光。壁上有一幅先生的老友赠画的墨荷,此时鲜活起来。本意不是来听祝词,亦不在乎酒宴;而听到先生这一席迂拙之言,如入芝兰之室,格外清新怡人。

  这是他最清醒的声音。有人不让他“做自己”,要他做“另外一个人”。他在抗御,可惜这抗御的声音没法传递出去,终于越来越弱。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对自己突然“飞黄腾达”,还很不适应。后来,大概他看势态是“非如此不可”,也就不太作过多的辩解了。

  以往每次访问先生,末了他都来一句:“你要坐下来,写作。要坐冷板凳。”“坐冷板凳”,其实才是季羡林的本色。

  由于校园随着社会一直反复动荡着,季先生直到七十岁后,才有了“坐冷板凳”的权利。每天他黎明即起,万籁寂静中,在灯下写作,迎接早晨。后来他的住所一天不断地来人,持续到了晚上,他就会生闷气,一句话不说,因为他没有了“坐冷凳”的时间。他一生中最多的文章,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七十岁后写成的。就这样干活,直到八十八岁,“米寿”之期,他完成了27卷的《季羡林全集》。

  在这次贺寿庆典上人们讲的夸张言辞,与先生的本色生活真不是一回事。

  正在遐想中,有人过来说,先生希望我这个远道来客也说几句。

  我脑子一片空茫,走到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北大学生,刚从云南来。”就唱了一支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先生喜欢我的家乡,他去过昆明。他曾对我说:“云南大学有位寸树声先生,很有学问,人品很好。”

  这次“米寿”宴会的主持人郝斌,其貌不惊人,辞不哗众,却在明白人心中有个位置。他属于那种既糊涂又清醒的人。“清醒”在他为人处世有原则有标准;“糊涂”在他似乎不懂奉迎。

  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季先生的“米寿”宴会,大家都以为“合适”。

  在北大,说“合适”,就是“很难得”的意思了。在这年冬天,当郝斌和北大的前辈闻知我的来意后,俱对我说:“你来做‘西南联大’这件事,很合适。”

  由于郝斌与我的私交,和他在北大的位置,他很自然地成为我这事的“始作俑者”。有了这种种的“合适”作支持,从那个“米寿”开始,我踏上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艰辛之途。

  “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自从1989年我仓促登上海南岛,“下海”开公司,我与北大的联系日渐稀少。而最稳定的关系,最欢迎我的人,就是季羡林。表面上,他每次都和颜悦色地听我说种种商场奋斗的热闹,用李玉洁的话就是“听着都累”;其实他却没有放弃一种期待,这就是我终归要回到文化的位置上来。

  北大是我的依托,先生站在湖畔招手。我回来了,我的校园,我的中文系。

  追踪着那些“联大”故人,采访拍摄,大约五年光景,到2003年《西南联大启示录》纪录片完成,当年春天在央视十频道热播,引起社会轰动。正是“非典”时疫猖獗,先生说了一句:“总算做完了!”

  这个课题是美国人领先。一位中文名字叫易社强的哈佛学者已经完成了一本书《壮哉西南联大》,北大图书馆藏有英文版。我曾经以此为鉴。易社强依靠丰富的资料,构建一个索引的世界;同时他发挥美国人的特长,沿当年学校南迁之路,自己去走了一遍,于是又加进许多“地方志”的资料。但是其中有很多事情他弄错乱了。人家毕竟是外国人。

  2013年,我完成《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是一本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包括台湾的西南联大校友在内。内中含有若干对前人历史整理误差的纠正,虽然岁月遥遥,重要人物过世,漏失的已经太多。纪录片的主摄像师后来发给我一张照片,是易社强举着我的著作。

  季先生此生有一个愿望:“让外国学者也跟着我们走”。

  我想对先生说:在“西南联大”课题上是外国学者领先的,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对话了。在我们的大学史和抗战史上,我填写了中国人本该自己写的一笔。

  季先生的世界是一个善于感知的世界。少成孤儿,青年漂泊,中年沉溺于学海和被迫虚度于“运动”之中,晚年思索于古今。

  他曾是最年轻的北大系主任,兹后,又任北大副校长。“如履薄冰”般的人生关隘,密布于平民出身的季羡林人生道路上,令他严谨之中更求严谨,发展成了一种内向的气质。

  他的一生,是这样单调和丰富。他的学术成就,是用他一生的孤寂、自我克制换来的。

  季羡林有“从不诉苦”的性格。

  就说有那么多的稿费吧,可他的生活从来是老样子,“都市里的乡下人”。

  窄木床,棉絮上复布单。那布单很窄,都遮不住下面的棉絮。

  一身蓝色中山装,无任何嗜好。嗜好就是要看书写东西。

  除了追求新的思想与学术信息,对于季羡林,没有什么“时尚”。

  李玉洁说,为他买衣服时,要告诉他,这是“处理货”,廉价的,农民穿的,他才会欣然接受。

  要他喝牛奶,也要费功夫,他说:“我不喝牛奶也活了七十多岁。”

  其他“名人”们是怎样活的,跟他无关。

  他没有养尊处优的心态。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平淡的。能有一点闪光,不要变成通体金光。季羡林的活法,虽然过于枯索、古老,但是不含腐败的气息,反有点宗教徒式的清谧。

  一个留学十年的博士,却将自己的生之乐趣与一切欲望压缩到几乎为零。从这种严酷性说,季羡林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在这不可选择中所作的选择是:唯保存自己的学术与正直品格。

  晚境中的季先生,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这是一位老人的尊严,但这常常令照顾他的人们作难。不知是儒家风范还是绅士态度,有时,即使是比他的女儿还小的我,走进他午睡的客厅,他也要立即从沙发上坐起来,正襟危坐。

  我能理解。这种倔强酷似我的父亲。

  季先生永远是强者。年衰岁暮不能夺其志,更不能有损他内心的骄傲。永远是平民作风的他,不需要人恭维亦不需要人怜悯。他要自尊地走完自己的路。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入定”的意思,大概是先生研究印度佛教与禅有心得,视荣辱为过路风雨。

  一次,人家丢失了他的一幅名画收藏,他也只说了句“身外之物”。

  他将珍贵的真情贮存于深心之海,从不轻易释放。面对海外归来的孙子及重孙儿,也没有如世人的显露欣喜;但亲人一离去,他即写出了深情的怀念文章。

  季先生是一个激情与细腻的极富人性的人,他本应该有更加幸福与快乐的人生。即使时代将他锻造成一个专注的学者,他的人性仍然深存。

  有时,我会联想到那位性格怪僻的音乐家贝多芬,在他那眉头紧锁的严峻下面,却奏响了《欢乐颂》这样春风浩荡的音乐。

  谁能知道,在季先生的不苟言笑中,有一片爱的海洋呢?

  我并不想将他圣化,只是讲感情的特殊规律——季先生属于特殊的一类人。

  “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对于季先生,最重要的并不是光环和浮名,而是理解与温润。

  在他半卧床时,我曾到他的卧室与他聊天。他对我说:“够本了。”还指着塌下的鞋说,这鞋可能明天就不穿了。

  赶上了,我也会与他一起吃饭。小米粥,窝窝头,炒火腿肠,还有咸菜,他的午餐不过是别人早点的分量。

  季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印度文化为主。他在《学海泛槎》中都作了交代。后来人们瞎给他称号,有损他的学者风范。

  “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先生这样反应。

  再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称赞,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出来的吗?什么是‘国学大师’?先得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

  还有人曾经提议要他当中国作协主席,季先生说:“有人说我是‘作家’,我哪够得上是作家。‘作家’这个名字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我是滥竽充数。我最多够上个‘票友’。”

  当年我将《牛棚杂忆》一书带回家中,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先生的生活现状。时日正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边看看荷花。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后来,我就每年给他寄包裹,都是云南特产,从药材到小菜。先生尤爱吃云南的鸡枞菌、火腿。

  暮年之人,每喝粥时尝到小菜,就会知道我惦念着他。

  一直到先生逝世的当年,先生的儿子季承在电话中告诉我,先生已经不能咀嚼了。

  我等待和害怕的一天,终于来了。

  当年我父亲逝世,我曾到京城向季老哭诉。他写下了“无名有品,无位有尊”的字幅,让李玉洁送到勺园给我。

  后来我写了《中国布衣》,送到朗润园时,先生已经是半卧床状态。他翻阅此书,说:“你父亲是书法家,我不是。”

  李玉洁在一旁说:“季老也是一个布衣。”先生默然。

  在季先生逝世后,有人将一个考究的书画匣盒交给我,说是季老临终嘱托,一定要交到我手。打开一看,竟然是我父亲当年写的那幅字:“温不增华寒不改叶 羡林先生寿比青松 一九九九卯巳年秋月学生张曼菱贺托父代书”。

  季先生将我当年带去的那张叠过的宣纸,进行了最雅致素淡的装裱,用的衬底是与宣纸颜色相近的银白纹厚底。他选择了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华贵的明黄缎面的字画盒,上面的锦纹是龙和牡丹。

  我那不愿意步入华堂的父亲,却在季老这儿,极尽哀荣。

  来人说:“当年在若干寿礼中,那些名家的都没有留下,先生只取了这一幅字画收存。装裱后就挂在他的小书房里。直到年事衰末,怕身后混乱,他才叫人摘下,交代‘一定要交回到曼菱的手中’。”

  “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是诸葛亮在《论交》里的名句,为父亲所钟爱,一直书写不怠。当年我交出这张宣纸时,我父亲那番“普通人”不愿意与名人们混迹一堂的言辞,和这幅字,都打动了季羡林的深心,所以他珍藏至今。

  先生的灵魂与我的布衣父亲,超越世俗,此刻同去了一个独立精神的归宿地。

  先生在临终前,交代要送回我的手中,这正是他经历一番世态炎凉后对自己人格的表白。“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这原本就是他的人生理念。

  按照他在纪念邓广铭先生时说的话,这也是对我这个“未死者”的嘱咐。

  这些日子,我在成都见到百岁老人马识途。他说,西南联大时,闻一多曾经想办个刊物叫《士》,就是要弘扬传统“士”的君子品格。

  身居华堂的季先生与我远在边城的布衣父亲,发生了这一番文墨辗转,也是意在于此。他们都执着于那份平民知识分子的平淡尊严与独立人格。

  有时候我想,先生假如能一直安居校园,在理解他的人们中,做一枝深谷幽兰,一切都顺理成章,何其幸哉!

  当年那场热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米寿”盛会上的芸芸众生,已烟消云散。而先生以他特立独行的精神,给我留下回味重重的余韵。那是先生在北大校园度过的最后的最好时光。一切是那么融洽、合适。

  对会上那些外来者有“出格”过分的溢美之词,先生坚辞不受,态度恭谦。而主持人和与会者们“兼容并包”,泱泱气度。在北大人的“互动”下,任何世俗的细节都会被“穿针引线”,纳入北大的价值观。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而今红尘迷离,唯心中的校园,心中的先生,是永存的。

  今春,深圳报业出版集团约我参写“名人丛书”,于是执笔写下《为季羡林辩:几多风光几多愁》一书,以寄托我此生无尽的思念与承诺吧。

  (张曼菱,作者系专业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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