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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笔下人物的多重属性

2016-10-17 15:17:26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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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动我谈这个话题,是由于一次邂逅。今年8月18日下午,我在上海书市参加签售活动,跟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不期而遇。他托人递给我一份打印材料,题为《刘百昭一生的几个主要片断》。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我的祖父刘百昭,字可亭……”我由此知道此文作者就是刘百昭的嫡孙。

  在我心目中,刘百昭可以说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我读过也教过鲁迅的著名杂文《记念刘和珍君》,知道他就是当年带领军警和河北三河县老妈子武装接收女师大的那位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他熟习武术,自称“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所以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打手”或“教师爷”。说陌生,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任专门教育司司长,为什么会给章士钊当打手,以及北洋军阀垮台之后他还干了些什么。注释《鲁迅全集》时,我们连他的生卒年都搞不清楚,看了刘百昭之孙刘恕先生整理的材料,才知道他生于1889年,死于1933年,仅活到44岁。刘百昭在欧美8个国家留学11年,懂8国语言,对中西文化都比较熟悉,并不是一个单纯莽夫。他跟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是同乡,留学英国的同学,又赞同章士钊“整顿学风”的主张,所以被章士钊推荐重用。1931年他又被章士钊推荐,担任了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的院长,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学生纷纷逃散,校园成为了日本侵略军的马圈。刘百昭逃回上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他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也公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以说,刘百昭1925年的所作所为是他生命史上的污点,而他“九·一八”事变之后的言行又成为了他生命史上的亮点,所以他就是一位具有多重属性的历史人物。鲁迅作品将他定格在1925年和1926年,我们无法从中看到他的全人全貌,只能将他符号化、脸谱化、漫画化,或视为社会上某种典型。

  事实上,人性是相当复杂的。人生像条河,在奔流不息的过程中,时间和空间必然发生异变,因而人的属性也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的变异。我上大学时学过文艺理论,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从来不在历史人物身上简单化地贴上一个标签。比如,恩格斯就指出歌德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带有两重性:有时敌视,有时又相反;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晚年又是向旧势力让步的庸人。恩格斯还指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同情贵族阶级的正统派,但在运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时,他又写出了贵族阶级灭亡的必然性。

  至于鲁迅,更是反对把人物脸谱化,读一读《且介亭杂文》中的《脸谱臆测》一文即可明白。鲁迅笔下的人物往往有多种属性。比如,为权势者设想的孔子同时也是一位无神论者,在巫鬼势力旺盛的年代不随俗谈鬼神。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仔细推敲,无论从文字、文法到修辞都有不通之处。田园诗人陶渊明心境清幽闲适,但仍不能忘情于世事。对于刘半农,鲁迅肯定他在五四时期曾以战士现身,而晚年却做打油诗,弄烂古文,日趋与守旧。对于章太炎,鲁迅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以革命家现身,推动时代车轮前行;晚年却猝然成为儒宗,拉着车屁股往后走。对于外国历史人物,鲁迅也总是指出其复杂性,如尼采的超人学说震惊了欧洲思想界,但终觉其渺茫。托尔斯泰同情农民,但不主张阶级斗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能撕破一些正人君子的假面,但只注重性欲却是一种偏执。普列汉诺夫是一位理论家,但政治观点却经常动摇不定。鲁迅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给予了极高评价,原因之一就是曹雪芹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叙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能够做到“美恶并举”。鲁迅认为,这正证明了曹雪芹“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

  正因为鲁迅能够洞察人性的深层,评骘历史人物能做到公允全面,所以有人辑录了《鲁迅读人》《鲁迅论历史人物》《鲁迅论中外作家》等专书供研究者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盖棺论定时,“善恶并陈”是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但要求在一篇针砭时弊的杂文中做到此点则近乎苛求。正如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鲁迅的杂文往往针对社会的一鳞一爪,人物的一时一事,但任何人都不会置身于同一条生命之河。所以,我们又不能把鲁迅在杂文中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说当成不可移易的盖棺定论,完全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无论对鲁迅肯定过的人物如荆有麟、李秉中、镰田诚一,武者小路实笃;抑或否定过的人物,如章士钊、刘百昭、李四光、杨荫榆、林文庆、梁实秋、叶灵凤、高长虹、陈西滢、顾颉刚,都应该作如是观。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物一时一事的失误而简单化地推及其余,也不能因为他们其他方面的优长和贡献而否定他们曾经有过的失误或污点。看人顾及全人,尤要抓住本质,这应该就是鲁迅的“读人术”。当然,鲁迅察人偶尔也有走眼的时候。比如,他把一个崇敬他但患有精神病的北师大学生杨鄂生当成了北京学界或文界的暗探,故意打上门来,但了解真相之后,他就立即撰文辩证,承认自己的推断是精神过敏。这就是先哲的精神,后人的楷模。

  (作者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责任编辑:孙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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