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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别让文学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2016-09-20 15:22:57 来源:四川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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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署名文章《一个中国作家的开放与自信——就从翻译谈起》。阿来认为:“一个中国作家,也只有书写了真正基于中国人感受的文学,基于汉语这种语言,并对这种语言有所创新,有所丰富,有所发展的文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

  9月13日,记者在成都专访阿来,再听他详述他眼中“作家的开放与自信”。实际上,阿来的文学经历,也正是一个中国作家开放与自信的印证。

  文学迎来全球化时代 但文学翻译仍面临问题

  在阿来看来,早在歌德所在的时代,西方就提出了文学会变成世界文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已逐步实现。“以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很少,但现在和将来的文学,不管作家在哪里、用哪种语言,一定是参与全球对话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必须意识到,不管写的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写的都是全球背景下的。”阿来说。

  全球背景下的写作,翻译的重要作用更加凸显。“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靠翻译。”阿来说,但在文学翻译时,却不得不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东西方文化本身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造成的翻译难度是肯定有的。”阿来说,而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不同。“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作品?阿来说,“当然一般情况下是选择好的作品,值得推荐给世界、可以跟世界对话的作品。但有些时候并不是这样,也许有其他的因素,还有今天消费主义的兴起,会有来自市场等各方面种种因素的考虑。”阿来的《尘埃落定》首次在美国出版时,就有藏学家认为书中所写的残酷、蒙昧和痛苦跟当地很多人的认知出现偏差,从而引发过质疑和忧虑。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的标准就与翻译的标准出现了偏差,也就是文学本身标准与文学‘走出去’的标准出现了偏差。”阿来说。

  “湮没期”要有自信挺得住 别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出现偏差时,是坚持文学的标准还是向市场屈服,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抉择。阿来的文学经历,正是坚持文学理想的印证。

  1994年,阿来开始其成名作《尘埃落定》的创作,因为还在从事其他工作,写作只有每天下班后进行。从4月开始动笔,到当年冬天,他就完成了写作。阿来回忆,写到四分之一的时候,他就认定这绝对是一本好的小说。“当时没有人可以倾诉啊,我儿子才几岁,我从书房里冲出来,对着儿子喊,你爸是个天才!”

  但《尘埃落定》的出版并不顺利。一方面,当时并不流行这样的文学写作,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阿来坚持要求出版社对他的小说,除了错别字,一个字都不能改。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这样的要求自然让他遭到很多家出版社退稿。直到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偶然看到了他的小说,立即决定将其出版。1998年,《尘埃落定》“横空出世”,立即轰动文坛。2000年,年仅41岁的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成为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在《尘埃落定》4年的“湮没期”,阿来一直被拒绝,却一直保持着足够多的自信。“不能改,改了就不是一本好小说了。”阿来认为,艺术史、文学史都有这样的规律,当时流行的未必是最好的,它的意义会慢慢显现,慢慢被认知。“湮没期”长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是可能的,“就看你能不能撑得住”。

  “现在消费主义改变了一些作家写作路向,兑现心理太强。尤其在‘走向世界’这样的理由下,也许会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放弃本身的文学理想和文学标准,去迎合别人的挑选。”阿来说,所以作为中国的写作者,在努力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应该把“走出去”作为唯一目的,让文学迁就市场等其他因素。

  文学是烟火气重的事业 坚持基于真实感受的书写

  实际上,《尘埃落定》之前,阿来并不是这样充满自信。1982年,阿来就开始写诗歌,写小说,也出版了,这些作品现在被他扔在床下。“写得不够好啊。”阿来说,写了几年后他停笔了,开始思考未来能不能写得更好,如果不能写得更好,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停笔的几年间,阿来开始大量地阅读,通过阅读对自己的写作进行重新定位和塑造。更重要的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漫游藏区,去真正感受他熟悉却又陌生的故乡。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在重新提笔写作《尘埃落定》时,他才会有这绝对是一本好小说的自信。

  阅读和行走,是阿来进行创作的重要准备。每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行走在藏地,三分之一时间行走在国内外其他地方。“作家要先开放、先学习,学习在先。作家是一个复杂的劳动,所以需要一个长期的学习和训练。”

  在《尘埃落定》后,阿来又陆续创作了《空山》《格萨尔王》等作品,上个月在上海书展上,最新创作的自然文学三部曲“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也正式亮相,这三本短篇小说,以高原出产的三种珍稀物种为线索,探讨和思考当今社会强烈消费需求对传统生活、自然界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些作品,都是他在藏地的持续行走中所产生的思考。“如果要写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小说,一定关涉到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一个作家没有办法脱离开这个世界,文学是一个烟火气很重的事业。”阿来解释,作家要参与社会,但对事物的理解、看法不一定跟别人一样,这才是作家的方式。“当一个世界发生变革和变迁的时候,变革是好的,但有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当跟不上这些变化的时候,变化对这些人就是悲剧的。文学不止要关心成功者,还要关心失败者,因为失败者也是我们共同体的一部分,当他们跟不上的时候,我们不能抛弃他们,而是要关心他们、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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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阿来的作品大多是书写他的故乡川西高原,这些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国外发行。他的代表作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瞻对》等.

  花絮

  据阿来透露,目前正在写作一个关于凉山州木里县的电影剧本,为此,他也多次到凉山进行采风和考察。“作家不能只写一个人掉在水里了,自己也要掉在水里,去真正体会一下这是什么感受。”

  编后

  近些年,“走出去”绝对是个当之无愧的热词。从顶层设计到乡村规划,从一个产业到尚在枝头的土特产,都在谋划着“走出去”,仿佛不提这个词,就已落后于时代、有愧于人民。

  能“走出去”当然是好事,有“走出去”之志也值得赞赏。但需要直面的是,“走出去”,真的准备好了吗?

  阿来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值得警醒的不仅是作家,也包括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借用文中“湮没期”这个词,在“湮没期”保持自信,做好准备,先让自身成为“优质产品”,才能厚积薄发。这样的状态下“走出去”了,才会“进一步海阔天空”,而不是只是口头说说。(本报记者吴梦琳/文 郝飞/图)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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