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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民族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学术

2016-09-19 13:33:53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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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重要标志在于中国文学的进步,而中国文学的进步首先在于中国文学思想的进步。中国古代文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取得了伟大卓越的成就,散发着无与伦比的魅力,适应、诠释甚至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深谙传统文化精髓。本期学术周刊特别邀请左东岭委员来阐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探讨传统文化对促进当下学术繁荣的意义与价值。

  真实完整地认识中国文学思想

  学术周刊:按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研究分为哪几个层面?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属于哪一层面的范畴,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左东岭:按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即文学史研究,研究作家、作品、文献、风格等;文学批评研究,研究人们如何评价作品等;文学理论研究,研究文学观念、形态等。中国文学思想史由“文学”与“思想史”两部分组成,从历史角度它属于专门史研究,从文学角度它属于文学理论研究,同时它也牵涉文人心态研究,所以目前被定义为交叉学科研究。大多新兴学科都是交叉学科,没有交叉,就很难产生新方法与新结论。

  思想史与批评史相比,后者只以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字与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前者则不仅从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字与文献中概括文学理论,而且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思想,简单来说,中国文学思想史就是把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起来研究中国文学思想。

  什么是中国文学思想?即中国古人对文学的认识,这不仅包括在理论批评的文字与文献中,也包括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比如李白很少有关于理论批评的文字,但不能说他对诗歌没有认识,从他的创作中可以体会到他对诗歌的见解。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思想史大大拓展了传统研究领域,同时弥补甚至纠正了传统理论批评与研究的不足与缺陷。

  学术周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罗宗强先生建立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并提出系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您有哪些继承与创新?

  左东岭: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将罗先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概括为四点:求真还原的研究目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连接社会文化与文学观念的中介———士人心态研究、坚持审美研究的原则。在罗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我做了细化、完善、纠偏、拓展这四方面的工作。

  关于细化,比如罗先生在写断代史或通史时提出了将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但对于如何结合,罗先生来不及进行具体详细的总结。我结合罗先生的实践,提出三种关系:以创作实践弥补理论批评之不足;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形成圆满的互补;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矛盾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复杂性。这样一种细化,使学者在进行实际操作时更容易把握。

  关于完善,实际是对罗先生学术思想的补充。罗先生写通史时,关注的是每个朝代文学思潮的变化,我在研究中明确提出史学品格,即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是一种过程性的研究,大到一个朝代小到一个人,其文学思想不是静止的,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实罗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已显示出这种倾向,我则将其具体提炼了出来。还有立体性把握,既然是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那么中国文学思想史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侧面的。横向的立体性和纵向的过程性,构成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特点。

  关于纠偏,在中国文学思想史成为一门学科后,很多人觉得这种研究方法很好,但在使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比如在探讨中国文学思想史产生原因时,其研究会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很多领域,但有些人跑到这些领域中就不回来了,研究方向发生了偏差。当然,要发展就有可能走向偏差,纠偏工作是在一个学科发展中不可缺少的。

  关于拓展,在罗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我将研究领域拓展到易代之际与地域的文学思想研究。罗先生在写中国文学思想史时以朝代作为分期的基本格局与单元,但其实历史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断裂,相反,易代之际正是文学思想活跃的一个时期。同一代人,陈子龙被划在明代,钱谦益则被划在清代,人为地把这些人按朝代切开,不可能完整地了解他们及其所处时段的文学思想。我目前在带领国内一批学者做一个“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试图把断裂的历史链条重新连接起来,实际也是配合了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研究。中国古代地域辽阔,江南文学、东北文学、西北文学等地域文学实际都有很鲜明的特色与很丰富的思想,我认为还应该把思想史研究拓展到更大的空间当中去。这样就把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做出很大拓展,使其内容更丰富。

  中国文学思想史是20世纪以来少有的中国学人自己提出来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我们应该将其做得更圆满、更鲜明,才能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当然最根本的目的,是更真实更完整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色。

  注重文学思想史的内涵和性质

  学术周刊:您在中国文学思想史特别是明代文学思想史研究方面,著有《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明代诗歌史》、《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为什么均将士人心态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左东岭: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明代文学,但其实我也一直在追踪研究庄子与《文心雕龙》,我不希望自己被局限在一个点上,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已经推出两套关于中国古代文人心态的研究丛书,乃是单纯研究文人心态。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文人心态研究则与之有所区别,是将其作为连接古代文学观念和诸历史文化要素的中介环节。

  在研究唐诗、宋词等繁荣原因时,我们都会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历史文化要素,但研究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少涉及这些历史文化要素,形成了“两张皮”。文学思想研究,要研究文学思想产生、发展、变化、消亡的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如何把外部的历史文化要素融入文学思想研究当中,就需利用文人心态这一中间环节。哲学、政治、宗教等历史文化因素要进入文人的文学思想,必须经过士人心态的消化与吸纳,再转化为文学审美因素。由此可见,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文人心态研究不是为了单纯地研究文人心态,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文学思想史的内涵、性质等。比如我所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就是研究王阳明心学是如何进入士人内心并塑造他们的人格、心理、情感状态,同时又如何影响他们对文学的看法的。研究中晚明士人心态,是进行明代文学思想研究的前提工作。

  我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些探讨,特别是在文献使用上,哪些材料是最能表达文人心态的?在中国所有文体中,最能表达人们直接心理的无疑是书信,但写给谁很重要。比如明代袁宏道辞职时写了很多书信,有写给上司、朝廷的,有写给朋友的,还有写给亲人的。同一时期、同一作者、真伪没问题,到底哪封书信更能表达其真实心态?真实程度是不一样的,作为证据的作用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只有把这些综合起来分析,才能探讨他真正的心态是什么。又比如不同文体之间的比较,骈体文是一种形式化的文体,离表达真实心态就会远一些;诗歌则多是直抒胸臆,表达文人心态就会更明显一些。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比较分析,就不可能进行准确的文人心态研究。

  学术周刊: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会涉猎多种文献资料,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您的取舍原则是什么?

  左东岭:涉猎、搜罗、阅读文献要“竭泽而渔”,务必读完所有的文献。做一个朝代或一个阶段的文学思想研究,常常是百不得一,读了一百本书可能只有一两本有用,不读又可能漏掉重要的文献。但使用文献要精益求精,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文献。表面看,文章中只引用了几条文献,但实际阅读了很多书,知道相关文献已网罗无遗,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析才有底气。特别是文学思想史,涉猎领域比较宽泛,文献很多,读起来很枯燥,需要像工匠一样一本书一本书地翻、找、读,最后综合起来才会出成果,这就意味着文学思想史是一门很难做的学科,需要坐得住,没有捷径可走。

  “学术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

  学术周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您看来,中国深化改革期为何需要学术的繁荣?

  左东岭: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学术繁荣,是因为时代发展了,变化了,产生了很多新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面对西方各种思潮,中国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坚守中国传统文化与吸纳西方当代文化的关系,这需要建构新的理论方法;又比如文学理论增容与越界的问题,广告、微信、微博等新媒介、新发表方式产生后,传统文学理论无法概括解释这些新现象与新问题,这也需要构建新的理论方法。这些新的理论方法从哪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中寻找经验与做法,找出解决现代问题的答案。

  前几年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外国文学转向的学术会议,所谓的转向就是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我发言说,古代文学从来不存在转向问题,因为古代文人从来没有严格地把文学分割出来,他们多是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比如袁宏道,不光会写诗歌,还写了《瓶史》、《觞政》等插花、饮酒的著作,实在可以被称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急先锋”。古代文学本身就是融文史哲、琴棋书画为一炉的。与会者恍然大悟,原来从古代文学资源中也能够找到现代文学所面临新问题的答案。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理应深入研究,来回答今天的新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学经验与文学历史》,认为文学研究实际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使我们面对新问题时更从容。学术繁荣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以中为体还是以西为体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吸取西方、坚守传统,结合当下实际,由此建构、产生的是中国当下汲取各种思想资源所形成的新的理论体系与新的批评话语,它能够解释时代、适应时代,能够指导中国文学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学术周刊:“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当下学风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解决措施?政协履职方面,您对繁荣学术有怎样的建言献策?

  左东岭:当下某些学风的形成,其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而且互为关联,一方面学者学风浮躁,急于出成果、发文章,缺乏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时间思考、读书,写出的文章大多是空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就涉及另一方面的原因——考核机制的问题。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不写文章考核就不过关,但因考核中缺乏真正的学术权威,只能量化考核,比谁写的书厚,比谁写的文章多,这样一种考核机制,导致学者只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

  学术研究要取得真正的繁荣与发展,首先学者本身就要树立良好的人文品格与精品意识。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要有文化使命感与责任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担者,如果做坏了,没法跟下一代交代;还要认识到学术是一种生命的需求,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如此,他就能坚守得住。我曾经提议,每个学校能不能养一批学者,不让他们搞学科建设、报项目,就让他们认认真真读书,认认真真做学问,写出真正的精品来。这需要考核机制的改革,把学术机构与政府、党政机构的考核、检查甚至审计区分开。所以我提倡管理精细化,对不同机构、不同人群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国家既然已经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学者,就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能量,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有9个年头了,每年的提案都是结合我的专业来建言献策,因为我本身是一名学者,了解学界的实际情况。比如去年关于重新制定出国交流标准的提案,建议把身兼行政与学术职务的学者的出国目的区分清楚,并采取不同的政策要求。现在中国担任高校工作管理岗位的大多是优秀的学者,甚至是学术领军人才与学科带头人,如果一刀切,实质上是对中国学术的伤害。教育部最近回复说我的提案很重要,正在制定相关政策。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做好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关注当下人文学科的生存环境都是我应尽的职责。(张丽)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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