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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一生抹不去的记忆

2016-09-18 10:25:44 来源:人民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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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焕生,现年106岁。1910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从小失去双亲,为地主打长工。1930年上井冈山参加赤卫队,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通讯排排长,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虽然条件艰苦,但红军战士情谊比天高,都团结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再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

  老人穿着红军军装,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106年岁月的风霜洗礼,在他脸上刻上了太多历史的痕迹:1930年参加革命,当红军、打鬼子、谋解放,老人用一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老人说,尽管身经百战,但他永远忘不了懋功会师时漫山遍野随风飘扬的红旗,忘不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嚼草根、煮皮带吃……

  这位老人叫彭焕生,江西吉安人,是目前我国尚健在最年长的老红军之一,也是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全程走过长征路的历史见证者。9月上旬,记者来到彭老位于天津警备区第一干休所的家中,聆听了老人100多年的人生故事。

  “我生来就是小奴隶,穿上军衣就没想过脱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话一点儿不假。

  彭老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长塘乡磨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便失去了父母,在地主家当长工。按照彭老自己的话说,他不仅是个孤儿,还“生来就是小奴隶!”

  1930年春,红军进攻长沙,磨湾村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听说要组织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除恶霸,受尽压迫的彭焕生兴奋极了,便立马想到了参加农民协会。

  同年7月,红军进攻长沙,农民协会帮助红军攻克了吉安。后来,农民协会的干部对大家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保卫穷人利益的,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便号召大家参加红军来保卫吉安。彭老当时觉得参加红军当然很不错,还能有口饭吃,于是和大家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进入了革命的队伍。

  “父亲参军离开家乡不久,磨湾村就被国民党烧没了,父亲得到消息后,虽然很伤心,但反而更坚定了他一心跟着红军去打仗的决心!”彭老的大儿子彭京林对记者说,“他常说,踏上革命的道路后就一直闷头往前闯,即使是后来长征路上那么困难,打仗那么危险,他也没想过回头,更没后悔过。”

  “‘一把盒子枪,一台电话机’干革命!”

  老人说,他很幸运,参战无数,却没有挨过一个枪子儿。讲起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彭老显得十分淡然,大概他早已将那些生死瞬间化为平淡、埋在心底。

  即便如此,有一场战斗还是让老人毕生难忘,至今谈起依旧老泪纵横,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底,长征已经一个多月,前三道封锁线都一战突破。蒋介石便调湘军北下、桂军南上、粤军西追,30万大军三面合围,逼迫红军西至湘江。为了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彭老和战友们与敌军展开了殊死的决战,他们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逐个山头地争夺,逐个山头地死守。

  12月1日,战斗更为惨烈,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到当日下午5点,党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经过5昼夜的激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战役的惨烈程度,也许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了解。如今谈起这段往事,老人不愿再提,他说他只记得,身为通信兵的自己“誓死也要背着通信设备”;只记得“身边的战友成批成批地倒下,尸体堆成山”;只记得“子弹好像特别姑息自己,总从身边飞过”;只记得,“湘江的水好深好深,还夹着血腥味”……

  “一把盒子枪、一部电话机,这就是父亲全部的作战装备!”彭京林对记者说,“父亲身体瘦小,背着德国造的‘黑匣子’实在不轻松,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直到革命胜利。”

  “革命胜利时,30个同乡人,只剩我1个!”

  1972年,彭老因为严重的胃溃疡做了手术,胃部被切去了2/3。老人打趣地说道:“长征不辛苦,只是把我的胃搞坏了!”

  据老人回忆,红军过草地时,食物极其匮乏,往往先头部队过去之后,能吃的草根都剩的不多了。

  “由于食物有限,父亲就开始找野花吃,把采摘下来的野花揉碎了塞到嘴里,父亲到现在还记得,长征时吃了不少野花。”彭京林对记者说:“还有就是吃皮带,把皮带用刀切成‘小丁子’,用水煮着吃,高原水开不了,皮带难以下咽,但不吃就走不出草地呀!”

  说到这里,彭京林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记者:当时父亲是班长,一天,他手下有个战士在沼泽里抓了条小鱼,送到他面前要给他吃,父亲说什么都不同意,并说:“你年岁比我小,你吃了补充营养,咱们一块儿走出草地!”一番争执后,战士拗不过班长,只得吃了小鱼,后来两人一同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当初的战士已经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一年春节,他特意来天津看望自己的老班长,两人相见,感慨万千,“长征虽然条件艰苦,但红军战士情谊比天高,都团结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再大的困难也都克服了!”

  说起长征时的困难和艰辛,老人几度落泪。他说,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同乡112师机关炊事班长(名字已无从考证),背着行军锅,过雪山时被侧风吹下山崖,自己却无能为力;看着年轻的战友为了给大伙试吃野草,中毒身亡,身边战友都十分心痛。彭老说,到全国解放时,同乡一起出来的30个弟兄,就只剩自己1个人了。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红旗!”

  老人爱唱歌,有一首歌,他现在还会唱。

  “红军两大主力,翻过绵绵山脉,我们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参加苏维埃中心力量,我们百战百胜,挥师进四川……”这首歌叫《懋功会师歌》,是1935年懋功会师时传唱开来的。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长征虽然异常艰苦,但没有一个战士叫苦,因为他们不仅拥有乐观的心态,更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说起懋功会师,彭老凝重的神情变得喜笑颜开,他说永远也忘不了那满山遍野迎风招展的红旗,看着前来会师的各路战友,自己心情十分激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革命胜利了,看到全国解放的曙光了!”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红军战士的梦想渐渐成真了。新中国成立后,彭老继续默默无闻地为军队、为国家做着贡献。1966年,彭焕生从天津市红桥区人武部政委的位置上退下,开始了离休生活。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40多年过去,彭老已经106岁了,但他身体依旧硬朗,身上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每天还能自己上下楼梯,能在干休所工作人员和子女的陪伴下到院子里走走,散心消遣、呼吸新鲜空气。

  说起父亲长寿的秘诀,彭京林说:“除了身体底子好外,大概是老人吃了太多苦的缘故,‘大风大浪’经历过来后,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也更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吧!”

  “儿孙们去当兵,我心里高兴!”

  老人现在住在天津警备区第一干休所一座整洁的二层小楼内,他的卧室在二楼,每天自己上下楼,从不用别人搀扶。

  “老人身体硬朗,能自理的事绝不找人帮忙,到现在有些衣服都还是自己来洗。”彭京林对记者说,“不仅如此,父亲的生活也十分节俭,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有一年,彭老睡觉从床上掉下来摔伤了腿,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式木床,足有1米高。子女们见状,立即到商场选了一张矮床,定好下午就送货。回家后,彭老的小儿子拆老床,彭老当时就急了,说子女们“瞎花钱”,急得把眼睛都瞪圆了,“没办法,我们又回商场,把床给退了。”彭京林说。父亲节俭朴实的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时刻影响着自己的家庭。

  彭京林介绍说,现在父亲生活规律,基本自理,他平时爱看军事节目,最爱穿军装,穿上就不愿意脱。彭老总说“年轻人就该为国家多干点事,这样咱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好!”现年66岁的彭京林也曾是一名军人,1968年到南海舰队服役。据他介绍,他的弟弟妹妹也当过兵,大姐去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老人特别支持儿孙们参军,五个子女中的两个儿子参了军。“也许这就是父亲精神的一种延续和传承吧!”彭京林说到这里,开心地笑了。

  彭京林的儿子彭超是80后,在爷爷的影响下,18岁的他也穿上了绿军装,到爷爷曾在的装甲一师当了一名通信兵。“爷爷给我讲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我很受感触。现在咱们赶上好的时代了,但我们应该继承红军革命传统,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彭超说。(本报记者 朱 虹)

  (邢邦明、魏红光参与采写)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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