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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长兴街 ———写我的老师曾永义院士

2016-09-05 11:24:57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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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张照片,背景是东吴大学校园的爱徒楼,与曾永义老师合照,影像中的人犹是学生模样,一件皱皱的旧旧的淡黄过膝长裙,搭着米色衬衫;彼时,台湾大学专任教授的年轻老师戴着大大的黑框眼镜,玉树临风的民国范儿男子形象。那是一张超过30年的师生合影,背景是爱徒楼,相片从未褪色。

  一路行来,流年暗中偷换,与老师似从未有长久不见的情况。或者,一进老师门下,即形同一家,年年总要见个几次的,不是开会,不是讨论学问,也不是请教释疑,有时只是吃饭或喝茶罢了。

  世事纷乱,人情冷暖,有多少师生是可以年年岁岁欢喜相见,谈笑燕燕?或许只有在老师周围的人,才有如此福分。

  读大学时,老师是系上的兼任教授,他不到40岁,早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曾老师的戏剧选修课常是人数爆满,因为他博学多闻,引经据典,让人如沐春风,与数十年如一日照本宣科或讲笑话或唱流行歌曲或以影片搪塞的课堂,无异天壤。在当时中文系女生的眼中,老师是难得的雄姿英发的年轻教授,好像他隐约埋下一粒让人对学术有着无限憧憬的火种,然而对20岁不到的呆傻本科生来说,课后永远有许多研究生簇拥的老师,是只能仰望的对象,好像连边都挨不上。

  读研究所时,又选了曾老师的课,而且成了他指导的研究生。记得,到曾老师台湾大学附近的长兴街的家吃过许多许多次饭,觉得学问做得一点也不像样子的自己竟也是他钟爱的学生。多年以后,自己也成了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才深刻体会到师生情谊之珍贵难得,可说是五伦外的第六伦。与一位年长教授朋友闲聊,他说起研究生不但私底下彼此争宠较劲,还会钩心斗角,深觉为师之不易;我想起老师门下许多学长姊都头角峥嵘,出类拔萃,却是感情融洽,互助相赏。原因无他,我们任何人都感觉自己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在他的门下一生都保有一种幸福感。

  那些年,长兴街是一个甜蜜的存在。经过舟山路,经过基隆路,转进长兴街,院中有树有花有鸟,按三楼的门铃,有时上楼坐一会,有时与老师讨论论文要半小时一小时,有时老师下楼,我们一起散步到鹿鸣堂吃饭。在散步时总有许多话要说,说杜甫的沉郁与博大均衡,说孟姜女不姓孟,她是姜家的大小姐,也说他的《莲花步步生》、《诗歌与戏曲》、《论说戏曲》、《俗文学概论》。后来则是去看老师编写的剧本,《牛郎织女天狼星》、《射天》、《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慈禧与珍妃》、《杨妃梦》、《青白蛇》、《李香君》、《蔡文姬》等等,被我们误认粗线条的老师写起男女爱恋的剧本让我们惊艳不已;耳顺之年后的老师成了一个深情款款的男人,有许多的台词与对话似都像温柔的口语告白,他的剧本内容都在重新诠释历史或传说故事中的杰出女性,甚至为蒙受冤屈的女人翻案,他为古往今来的女人鸣不平。

  生活中总记得那时长兴街的点点滴滴,聊硕士论文、聊博士论文,偶尔也涉及一些青春的爱恋难舍,老师似劝似勉,情感无疾而终后,再回到论文来。老师喜获麟儿,还与同学一起送过婴儿纸尿片。日子过得飞快,我写了博士论文,结婚、生女儿、生儿子、评职称。与老师的见面似是生命中不能少掉的一页,有时是一群人吃饭,有时是开会时打个招呼。

  老师的酒量很好,自封“酒党党魁”,其实难得的是老师酒品好,学生们似乎从未见过他酒后失态,这或许与个人的人格修养有关。有一次,两三桌的人在台北故宫的餐厅吃饭,在座的也有昌彼得老师,老师们很高兴,喝得酩酊,似已步履蹒跚;因为怕老师喝醉后把脱下的西装与随身袋子忘了,我一直保管着。隔天,老师向我道谢,他说他看到我保管西装,他喝醉后完全忘了。

  许多人误会老师收的学生要能喝酒,其实,我是滴酒不能沾的,喝一两口就要全身起酒疹。虽然,学姊中不乏学问好酒量好,俨然师门标杆的,倒也不用以为其他人酒量都很好,只有自己不行,要暗地学着喝醉一下,酒量好可能也是一种天赋。其实,饭席上常常是嘻嘻哈哈,徒儿们中某女教授吃饭时偶会将乌龙茶倒一点冒充绍兴酒,另一位女教授则是倒一杯矿泉水谎称是白酒,宾主尽欢,老师应了然于心,只是从不戳破罢了。

  学术界也不乏结党营私或打压抹黑的阴暗,老师从不去道人短长,而对老师的攻讦却时有所闻。有一次,老师还说有人去他面前编派他学生的不是,他笑笑,这个教授连亲不间疏的道理都不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或者是句老掉牙的话,可老师是把学生当家人的,长兴街三楼的时光对许多人来说都似铭刻的钤记。

  在这样的浮华时代,求学的路途上遇见经师不足为奇,难得的是遇见人师。曾老师一直是我们的人师,我们学生辈都了解曾老师是孝子,对手足友爱,对同辈讲情义。30多年来,从文章与日常教诲都能深刻体会到曾老师的性情襟抱,如果能拥有千万间广厦,也是为了要能群贤毕至而少长咸集的,他是因大家欢喜而欢喜的。曾老师的身上也体现出传统的尊师重道文化,他总是会让我们牢记他师从台静农、郑因百、张清徽等先生,对于师长,他始终恭敬地执弟子礼;刚上研究所,还是一片茫然之时,曾老师就领我去见因百师,刚入师门的自己,终生难忘那种无法言宣的师生情谊。

  去广州的中山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开会的地点在番禺的海边。隔天才刚6点,住房内的电话响了;以为是叫早的人,竟是曾老师。有人向曾老师报告,我也参加会议,他打电话要我一起去散步。

  散步的地方有一座很高的观音像,观音塑像面对三角洲的出海口,可以见到船只的出入,船只像似童年时澎湖海边的渔船。观音像旁安太岁的地方是盛开的菊花。与曾老师走着走着,听他谈苏东坡与王安石争论菊花是否凋落的问题,恍惚之间,以为观音站立之地是台湾,而非番禺。与曾老师一面漫步一面闲聊,似是30年前台大椰林大道的情景。

  在异地偶遇,竟有充裕时间聆听曾老师说他的人间愉快,这毋宁是参加会议的最大惊喜。记得最深刻的是宝墨园中的满园玫瑰,咤紫嫣红开遍。曾老师说,漂亮的花只有一朵没意思,要一起开放才能相得益彰。啊!如今才明白徐志摩说数大便是美的真义,曾老师的门下桃李满园,顾盼生姿。似水年华,一路是良师好友,愉快人间。

  (鹿忆鹿 作者系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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