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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岩:心中的灯塔

2016-08-30 13:31:17 来源:人民政协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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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家庭中总存在着一种气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一直都在引领着我们,所谓的家风,实际上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徐小岩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徐向前元帅之子,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6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徐小岩都忘不了捧着父亲徐向前元帅的骨灰飞过祁连山时的情景。

  “那是1990年的深秋,天色阴沉,寒风冷雨,直升机飞得很低很低,我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丛丛点燃的篝火,一群肃立的百姓和战士。在细雨中,他们一大早就自发地走几十里山路赶来,就那样静静地肃立在山坡上、树丛旁,仰头看着直升机慢慢地飞过,挥着手,送我父亲最后一程。”全国政协委员、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深情地回忆着那段往事。

  那时的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黑白两色,唯有篝火星星点点。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踏上父亲徐向前生前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但是与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却刻印在徐小岩的心里,令他回味良久,甚至改变着他的人生。“在我心里,那些篝火就像灯塔,让我想起很多事,引导着我走过父亲生前曾走过的路、见过的人、战斗过的地方。一直都不能忘。”

  仲夏午后,身着白色衬衫、精神矍铄的徐小岩在他家的客厅里,用这样一件往事,开启了这段令人难忘的采访。

  相似的容貌、伟岸的身材、温文尔雅的举止......虽然多次见过相片,但第一次见到徐小岩本人时,记者的心里还是暗暗地有些吃惊,他和父亲徐向前的容貌实在太像了。“很多人都说我们爷俩儿长得像,如今我快70岁了,大多数人对父亲的印象是老年时的形象,所以,我年纪越大,大家觉得越像。”徐小岩笑着对记者说。

  身教胜于言传

  “父亲就是父亲,跟你的父亲、他的父亲一样,就是父子嘛!虽然与他在一起很久,但是,老人家在世时,绝少跟我们提及他过去的战斗故事。”作为徐向前元帅唯一的儿子,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徐小岩稍显抱歉地说道。

  “父亲平时很严肃,他不多说,我们也就不敢多问。”徐小岩与父母共同生活了40多年,父子俩感情至深。但是,对于近代史课本中那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民心中敬佩的徐向前元帅的往事,他的儿子居然也同我们一样,知之甚少。“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但他的往事,真的很少对孩子们说。要知道,父亲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经过了多少残酷战斗呀!多少亲密的战友、忠勇的部下在他的身边牺牲了,我党的历史是辉煌的,也是曲折的。许多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晚年都不太愿意看战争片,因为这段记忆太沉重了。”

  在徐家,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传。虽然徐向前似乎从未刻意对子女讲过他的历史,但徐小岩却一直以行动表明,这个看似平常的父亲,其实,一直都在潜移默化中对子女产生巨大的影响。

  午后的阳光透过墨绿色的窗棂斜射进来,照在徐小岩肩上,显得温暖而柔和。古老的灰褐色暖气片、泛黄的吊扇、低矮的木纹小桌、老式双扶手灰白布沙发……客厅里的一切陈设,还是上世纪50年代时的模样,60多年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唯一不同的是,客厅里挂了些徐向前元帅画像,潇洒亲切,随时将记忆带回到现实之中。

  “我是十多岁跟随父母搬进来的,屋里的地板和窗帘都是那时候的,家具也没动过地方,都和父母在的时候一样。你们看看,多结实。”徐小岩一脸骄傲的神态:“这屋里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在父亲去世后,放了一些关于他的艺术作品。”

  与60多年前的陈设相比,这似乎是整个房间里唯一不同的地方——客厅迎面中堂上挂着两幅传统国画人物图,一幅所绘的是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的整身戎装像,英姿飒爽,身后还隐约可见“升官发财莫入斯门,贪生怕死请走它路”的对联,另一幅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形象。侧面窗台上放满绿色植物和徐向前元帅的各类黑白照片,错落有致、栩栩如生,其中有一幅尤其特别,是来自家乡山西的黑白剪纸肖像图,惟妙惟肖。

  越是传统的东西,越有生命力,越是简单的装饰,越承载着难忘的思念。徐小岩指着一进门头顶的地方让记者看,那是他的夫人王彦彦在工作之余,一针一线绣出的十字绣,画面是徐向前80岁时的肖像图,生动传神。“我们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纪念老人家。”

  转过身,墙上挂的红旗牌轿车相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父亲的专车,母亲和我们姐弟都几乎没坐过,但印象很深。”徐小岩回忆道:“公私分明一直是我们家的家规。”

  徐小岩上小学时,家搬到东城区史家胡同,在海淀区的八一小学读书,从家里到学校的路程很远,坐公交车还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钱。因此,每个星期有三毛钱零钱坐车回家。徐小岩说:“那年月,本来就吃不饱饭,又赶上长身体,常常觉得饿。”

  一个周末,实在忍不住“北京小吃”诱惑的徐小岩就把车费拿去买东西吃掉了。于是,放学路上,他只能步行。那天晚上,他一直走到晚上7点,天都黑了才到家,父母亲急得不行。“后来,我只能坦白,因为肚子饿,把车费‘吃’了,一路走回来才晚了。”徐小岩回忆道:“父母那晚没有责备我,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是只给三毛钱车费。”

  不仅对孩子们如此,对相濡以沫的爱人,徐向前亦是如此。徐小岩的母亲黄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资历很深的老一辈革命家。她与徐向前一样,都出身于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女学员。1928年初,黄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委书记,组织过轰动荆州大地的松滋起义。到上世纪30年代,黄杰奔赴上海,曾作为周恩来同志的交通员,战斗在地下工作的第一线。

  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经张琴秋等老大姐牵线,黄杰与徐向前正式相识,并由相识到相知、相爱,1946年结为伉俪。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杰曾担任纺织工业部人事司司长、干部部部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俱兴,纺织工业欣欣向荣,黄杰的工作异常忙碌,当时住在郊区,每天到离家很远的市中心上下班,都要自己坐公交车往返近3个小时。

  “父母相知相伴、相濡以沫,感情非常好,但母亲很自觉,从不坐那辆专车,也不允许我们姐弟坐,因为那是公家的东西,是给父亲办公用的。”提起母亲,徐小岩显得有点激动。小时候的徐小岩十分顽皮,母亲黄杰虽然工作繁忙,但对徐小岩则严加管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心里的任何一点小动作,都瞒不过她的眼睛。”徐小岩开玩笑地说:“她好像在我身上,也长了一只眼睛。”

  父母坚定执着的人生态度,让徐小岩终身受益。父亲去世后不久,母亲就与子女们商量,将这辆车送给了徐向前的故乡山西太原解放纪念馆。

  徐小岩对许多事情都有着跟父亲相似的、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以前父亲的老部下送两箱橘子来,他都会不高兴地板起脸来训人,这样别人以后就再不往家里送东西了。”

  后来徐小岩做了领导干部,和父亲一样,他对“送礼”这件事十分厌烦。“好多坏风气的根源主要还是来自领导干部自己。就拿送东西来讲,人家给你送东西,你只要不理他,一次不理他,两次还不理他,人家还能给你再送吗?”徐小岩分析道:“人家给你送东西,要干吗?肯定是要利益交换、要有所图、要好处的。如果人家把东西送来,你不理他,人家一看你这个人油盐不进、不吃这一套。不就完事了?!”

  思念平静而绵长,没有更多的言语,潜移默化地流淌在徐小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点滴中。“中国人的家庭中总存在着一种气场,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一直都在引领着我们,所谓的家风,实际上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永远跟着党走

  1990年6月,徐向前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后不久,90岁高龄的老帅病情日渐加重,弥留之际,他对徐小岩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一生光明正大,从不为己诉曲。”随着记者的询问,徐小岩的目光落在客厅右侧斑驳白色墙壁上那副醒目的对联上。随即,陷入沉默良久。

  “父亲去世的那天凌晨,习伯伯赶到医院送别父亲之后,回家后悲痛万分,写下此句。我想,这是习伯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老战友的认识,是对父亲公正的评价,也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徐小岩说:“这幅挽联的落款是‘习仲勋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时四十分。’精确到分钟,实在是非常少见,足可看出当时习伯伯惜别战友时的复杂心情。”徐小岩真诚地说:“这句话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路走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字里行间的意味深长。时空交汇中的父子两人,身材伟岸,容貌相似,退休以后,徐小岩经常会望着这副对联出神。

  “后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一段,心想当时为什么父亲最后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到那些地方?”当时从未听父亲说过长征故事的徐小岩,一直有疑问存于心中,直到他最终踏上那片土地。

  回忆起26年前的那个秋天,徐小岩感慨不已。“记得那是11月份,山区的天气真冷啊,我们穿着羽绒服都被冻得瑟瑟发抖。我就想,当时父亲他们走在长征路上时,穿的还都是单衣呢。那是长征路上最为艰苦的一段征程。”

  直到此时,徐小岩才最终明白父亲徐向前的遗愿:“他是一直都在想,要永远和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士们在一起。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作为儿子,现在徐小岩每年都要跟着父亲以往的脚步,踏上其曾经战斗过的土地,并与那些在红色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想来,我对父亲的深入了解,其实有很多都是退休后重回革命老区时,从各种书籍、资料以及老乡们的嘴里知道的。”徐小岩微笑着说:“这种感受不仅是对征战一生的父亲的再认识,也是对当地情况、当地百姓的再熟悉。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

  当然,徐小岩的爱学习是出了名的。退休后,他每次去调研,都要做一些案头工作,“我关于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很多深层次认识,其实也都是这么一点一滴得来的。”

  “2012年,我第一次走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金川,那是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到金川时已经入夜,路上很黑,远远的,我就发现前面星星点点的火光,原来是当地的藏族兄弟在那儿举着火把等着我们。”徐小岩颇为感动地说:“后来我问那些等我们的藏族兄弟,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是谁,就是听说来的是徐向前总指挥的后人,家里老人嘱咐必须来接亲人回家。所以才有了这一幕。”

  1935年,红军进驻大金川流域,建立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苏维埃政府———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及各级苏维埃政权。据统计,从红军第一次来到金川,到最后从金川北上为止,一共历时14个月,金川成为长征途中红军驻留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其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到金川后,连续留驻了艰难的10个月,在金川95%的地区都留下了足迹。

  在艰苦环境中,红军战士英勇战斗、爱民敬民,受到各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而金川人民也是竭尽全力支援红军、拥护红军,留下千古佳话。

  这样的故事几乎在徐向前战斗过的地方都会有。“有一次我们去四川山区里很小的一个饭馆吃饭,老板娘听说我是红军的后代,就突然跑过来,说一定要看看徐总指挥的儿子长个啥样子?”徐小岩笑着说:“我看她激动,我也挺激动,就走过去让她细看、跟她细谈。我当时就想,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老区人,已经是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为什么还对红军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为什么还会如此真心待我们?”

  走了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后,徐小岩觉得,这些革命老区有着丰富的“政治营养”,且生生不息。比如,湖北红安———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出现了200多名将军,成为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将军县”,父亲徐向前题写了:“二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他当时就一直在想,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为什么一个山区小县就会有这么多人支持革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红安人参加长征?

  “我想,关于长征,关于抗战,我们都需要更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这些作用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变化的,如何发展的,对现在有没有作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徐小岩认为传承长征精神首先要研究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

  科技报国梦

  “老区人民当中,那些长征故事、抗战故事,其实都是口口相传的,并且已经传了两代人、三代人。”徐小岩说:“那么,面对现在的科技、传播形式的快速变化,我们科技人员要怎样想、如何做,才能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这些红色历史,传播这些历史,吸收这些历史,进而更深入地认识这些历史,将攻艰克难的红色精神更广泛地传递下去,是需要我们更加继续深入研究的事。”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工作者徐小岩在近几年的政协提案中,尤为关注新科技和青年的关系。他希望年轻人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多学一点历史,多了解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也与父亲徐向前一直对科技有着浓厚的兴趣密切相关。

  一生戎马的徐向前对于新技术、新事物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当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的长途跋涉中,他始终都没有丢弃有线通信设备。川陕根据地时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的部队还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电话网路。新中国成立初,徐向前身体不好休养期间,空闲时间喜欢逛书店,除了买一些历史、文艺、政治书籍外,凡是见到的科普书籍,特别是那些通俗易懂的小册子都买回来。徐小岩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就是从这些小册子启蒙的。

  “父亲在工作之余,喜欢自己动手,我们小时候用的小桌子、小椅子,是他亲手做的。他还给我们做过玩具小手枪。就是先把轮廓画在木板上,再锯下来,用烧红的贴条穿孔当扳机,再用扑克牌卷个望远镜。”徐小岩回忆道:“我想,我们从小就对科技感兴趣,后来又从事科技工作,可能都和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系。”

  父亲徐向前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儿子徐小岩参了军,二是他同时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

  “1968年,我到山东石岛参了军,当上一名海军战士。1972年,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就这样进了清华,开始接触计算机。”徐小岩坦言,“开发微型计算机,我们团队算是非常早。”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INTER8080的单片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项技术还没有引起计算机界很大的震动,但是这个神奇的小东西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当时的开发条件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就只能拿着样品说明书反复仔细地看。没有复印机,找到资料后,要在资料室里一步一步地描下来。好在当时研究所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组织研究,团队硬是一点一点地在最早的磁盘管理系统中加入汉字系统,研发出第一代军用汉显计算机。”

  科技与历史是分不开的,长征精神和当代传播也需要更紧密的结合。长征虽然艰苦,但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信仰的力量塑造出乐观的革命精神,产生了无穷的动力。

  “在长征中,我们的军队不仅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还教育、发动了广大百姓。当时,我们的宣传是怎么做的、遇到困难时是怎么解决的?对现在的发展有怎样的启示?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仔细研究学习?”徐小岩说:“在当今传媒如此发达的时代,如何利用新科技、新传播手段,让更多青年人了解长征、感受长征,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探索。”

  “毛主席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徐小岩说:“在当今这个时代,这句话依然是重要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付裕)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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