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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中华文化的一面旗帜

2016-08-12 09:23:15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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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茗堂全集》,汤显祖撰别集,共四十四卷,包括文集、赋集、诗集、尺牍等。

  《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还魂记》(《牡丹亭》)合为《玉茗堂四种传奇》,即“临川四梦”。

  汤显祖纪念馆内汤显祖塑像

  汤显祖(1550-1616)是明代最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甚至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面光彩夺目的旗帜,堪比英国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从事戏剧写作,从他青壮年时期写的《紫箫记》(34出,未完成),到老年的《邯郸记》(30出),前后跨度有20多年。他最著名的剧作是“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四梦”),按写作的时间,分别为《紫钗记》(53出)、《牡丹亭》(55出)、《南柯记》(44出)、《邯郸记》四部长篇剧作。这四本戏,在晚明时期已经脍炙人口,逐渐成为戏剧文学的经典,而且在戏曲舞台上历演不衰,一直活跃到今天。特别是其中的《牡丹亭》,被中国多个剧种移植,以不同的演出形式得以呈现,风行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影响巨大。相较于他的戏剧著作,汤显祖文学创作的整体历程,时间要长得多,若从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红泉逸草》所载的第一首诗《乱后》(1561年)算起,到他临终前的《诀世语七首》与《忽忽吟》(1616年),时间跨度达55年之久。因此,我们纪念汤显祖,要记得他不仅是剧作家——翻开《玉茗堂全集》即可知,他是个著作等身的大诗人,并且熟悉各类文体,写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精彩作品,包括赋、序、碑、记、制艺等等。

  由于过去对汤显祖的研究不够,基本上以“临川四梦”的文本为探讨重心,也就容易忽略他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以及其中蕴藏的文化意义。要了解汤显祖,必须要知道他生长的时代与社会背景,知道他的思想成长及其独特的艺术观,知道诗人生命的曲折历程,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选择,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挫折,如何超越个人的愤世嫉俗,最终凝聚为优美的诗篇与不朽的剧作,升华到人类文化意义的探索与追求。一般认为,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背景,知道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创作思维脉络,只是理解了文学作品的外缘,并不能完全解释作品的艺术成就。但是,面对已经公认为传世不朽经典的作品,我们就必须探索作者的生命历程、时代精神及其创作的过程,这样才能更深刻理解经典文本的构成存在着多层次的意涵。通过多元多样的探索,方能窥知并揭示,经典作品的语言艺术之所以可以如此焕发姿彩,让日常熟用的话语化作文学的“漫天花雨”,是因为其中凝聚了艺术传统的底蕴,潜藏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作品通过作者的艺术巧思,展现了超越特定时空的前瞻性,有待后人不断发掘,发现五彩缤纷的人性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惊叹,欣赏经典作品能够得到超越时代的精神启发——它们经过了千百年,依然焕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让后世叹为观止,并得以从中审视自己的生存意义。

  汤显祖出身江西抚州临川的富裕书香门第,从小就拜在阳明学大师罗汝芳门下,深信阳明学以“致良知”趋近圣贤之道,肯定“赤子良心”的自我本体,“解缆放帆”,顺应自然,追求真理。他青年时期就以文章名世,头角峥嵘,飞黄腾达,本当指日可待。但是他坚守立身处世的人格尊严,遵循不忮不求的原则,不肯逢迎拍马,遭致当朝首相张居正的不满,以致科举连番失利。张居正逝世之后,汤显祖考上了进士,但依然不受当权者的笼络,他甚至在关键时刻上疏批评政府贪渎无能,矛头直指首相申时行,从而遭到了贬谪的打击。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对真善美再三致意,做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做官要做清正廉洁的官,写文章要写文采藻丽的文章,写剧本要写撼人心弦的剧本。他的一生跟他的剧本一样,见证了人世间龌龊的现实,同时也展示了至情至性的理想,通过霍小玉、杜丽娘、淳于棼、卢生的生命历程,让我们体会了人生可能经历的悲欢离合,思考既然浮生若梦,那么如何才能掌握生存的意义。

  适值汤公与莎翁逝世四百周年,总会令人想到如何比较两大文豪的文学成就与文化影响,还会联想到为什么有此时代的巧合。他们同年逝世,一直引起戏曲学家的兴趣与关注,如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误以为汤显祖比莎士比亚晚一年,到1617年才去世,但是仍然让他感到文星陨落于同一时期:“东西戏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赵景深在1946年写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指出两人有五个相同之点:一是生卒年相同,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哀怨动人。赵先生的说法大体不错,但有失严谨,因为两人虽死在同年,但是莎翁生于1564年,比生于1550年的汤显祖,要整整晚了14年。田汉在1959年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曾经赋诗一首:“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重点集中在《牡丹亭》的女主角杜丽娘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角朱丽叶,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遑多让。徐朔方在1964年写过一篇《汤显祖与莎士比亚》(1978年发表),讨论得比较深入,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到了1986年及1987年,徐朔方又接连两次探讨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包括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代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因此,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这样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前人对比汤公与莎翁的文化背景,并未从全球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东西文化在16世纪面临了类似的“早期全球化”历程。我十多年前曾写过文章,指出要从历史的横切与纵深两方面来看。先看汤公与莎翁“同时”的历史横切面。在晚明社会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都出现了商品经济蓬勃、市镇扩展、社会风气开放、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的活泼跃动、阶级关系的异动与解纽,以及财富累积与贫富悬殊共存的现象。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新的憧憬与挫折,拓展了思维与感情延伸的空间,给戏剧创作提供了“美丽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士大夫文人大量参与戏曲创作,不自觉或半自觉地,把社会变动的意识冲突与能量,以及激发出来的憧憬与挫折,带进了戏剧这个人生处境的想象空间。汤显祖的伟大成就,正在于他以生花妙笔展现了社会与文化意识的变迁,凸显了个人主体对人生意义的认知,指出追求幸福就要执着不懈,锲而不舍。在这个意义上,他与生活在社会风气更为开放的莎翁,处于异曲同工的创作环境与想象空间。

  再说近四百年全球宏观发展的纵向意义。在文化领域方面,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各地都展开了知识阶层主导的“白话文运动”,戏剧也从宗教性的道德教化剧,转成反映社会变动与人生处境的“新话剧”。19世纪之后,莎翁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成为全世界的莎士比亚,影响了现代化过程中世人的思想感情及人生处境。反观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情况大不相同。晚明出现的学术思想及文化艺术开放的局面,在清朝就渐次萎缩。康雍乾三代励精图治,建立了大清帝国的宏图伟业,却同时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解放,重整阶级关系与道德秩序,造成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清初的文学艺术只是延续晚明累积的能量,不再有草根性的可持续发展基础。等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之后,社会的主要能量已经郁积成了反传统的洪流,中国“白话文运动”才以结合西方现代文明的姿态出现,同时要把中国文化传统(包括戏曲)一举抛弃。汤公著作虽然也有超越时代的不朽意义,但是近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化意识浪花翻腾之际,几乎成为泡沫,消失殆尽。

  相比于莎士比亚的剧本,汤显祖的剧作数量较少,故事叙述与人物呈现的方式比较单一,但是,文人传统的抒情性较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化作优美的诗篇,关注真理与至情的展现,完全对应了汤显祖本人的生命历程。在诗文创作方面,汤显祖的产量与成就,当然远超莎士比亚,是有待学界研究开发的一片天地。在汤公与莎翁逝世四百周年之际,回顾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或许可以说,莎士比亚继承了文艺复兴的探索精神,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职业剧作家,文思如夏日盛放的玫瑰,是天才型的文豪兼伶人,展示了西方文明开始绽放异彩;汤显祖是晚明士大夫追寻高尚境界的君子,承继了中国文人传统的清雅标高——正如他在自己书斋前植种的玉茗飘香——毕生经营为己之学,是身兼儒释道精神的文化人,同时又是天才型的诗人兼剧作家。

  四个世纪过去了,汤公与莎翁的形象却愈发高大,成为人类思索生存意义、追求美好理想的象征与源泉,值得我们庆幸,也值得深思。生命有限,文化与艺术却能不朽。

  (郑培凯,作者为香港中华学社社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潘兴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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