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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周恩来:永远的风范

2015-01-19 16:46:35 来源:中国政协 周秉德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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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1月8日,我的伯父周恩来离开了我们。如今已经39个年头。然而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以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

    伯父的魅力和风范体现在他的一生。那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挚诚热爱!我曾生活在伯父身边,时时处处感受到他点滴影响和无形教育。

    

    伯父很疼爱我,特别在生活上对我体贴入微、极为用心;但是在学习、工作和思想上对我的要求又极为严格。

    五十年前住房的大小,是按照职位高低分配的,我父母级别不高,所以我家的住房就很小。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小小的斗室怎能容下8个人。我刚出生不久的五弟秉和,夏天在通风不良的小屋里,热得长了满头的疖子。看到这种情况,伯父就让我们已经上了学的三个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西花厅。而在西花厅,我们也是三个孩子住一间屋里。我父母的收入又很低,孩子多,经济上有困难,伯父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们,直到孩子们陆续参加了工作为止。十多年里,常常是我从为他管账的卫士长成元功那里,打收条领出来,再送到妈妈手里的。后来父亲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伯父要他提前退休。这样,父亲的收入明显减少,有病还要加强营养,伯父就又增加了对我家的生活补助。那时我感到很自然、很正常,没有想过很多。直到伯父去世后,从他们卫士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他们对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伯父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后来卫士同志告诉我:总理有一次在办公室工作时,忽然抬起头来问了一句:“同宇(我父亲叫周同宇)家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们别忘了送过去!”那一刻,我深切地体会到伯父对于我们的生活抚育,是多么的亲切周到、体贴入微。

    直到他去世后我才知道,他自己生活却简朴之甚:伯父在世时,我看他着装总是整洁、笔挺,哪里知道他的内衣、睡衣都是打了一个又一个补丁啊!作为给亲属的纪念遗物,我分到了这样的衣服,拿在手里,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一方面懊悔自己家不该接受他们那么大的恩惠,心疼他穿了那么旧的衣服;另一方面,更加深了对伯父的崇敬之情。不难想象,以他至高的权位,为亲兄弟安排个美差,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就是他不去阻拦,他亲兄弟的工作,由组织上安排,职位、收入也都不会差,他自己在生活上,也不必那么过于简朴,甚至窘迫!但他没有,他要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们,都与全国老百姓一道过简朴的日子。

    我年轻时,不懂事,以为伯父是领导,收入一定多得很。那时我已经工作了,想买冰鞋,向他们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们开口。但伯父从没有拒绝过我,但又没有完全满足我,他出一半,让我自己也出一半。我接受了,但当时并不理解。成年之后,才逐步理解伯父的良苦用心:既不让我失望,又使我逐步克服对家庭的依赖,同时让我拿出自己的劳动所得去购买物品,就会懂得爱惜这件东西。

    伯父对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要求,又是非常严格的。总体上看,归结起来有两大条:一条是虽然伯父担任了国务院总理,位高权重,但决不允许亲属们、孩子们有任何特权思想。另一条是在学习、工作上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

    首先,他要求我们在外面不能讲与他的亲属关系,完全做个普通学生、普通职工,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不准有任何特殊化。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我们不能像旧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常常要求我们“无论上学、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自我奋斗,一切要靠自己,而不能依赖家庭。”他教导我们:“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将来参加工作,就是普通劳动者。”这样,我们在学校,在工作单位,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家庭背景。

    我母亲王士琴一直在中学做老师,教英语和俄语。几十年后退休了,同事们见了面埋怨她说:你嘴怎么这么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家庭,还和我们大家一块受苦受难。那时全国老百姓生活都很艰苦,买东西要凭票、要排长队,还经常买不到。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又少,大家经常挨饿。现在的青年,真是想象不到当时的情景的。

    上初中时我住校,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学家里有汽车接送,而我们只能乘公共汽车,回家就对伯母念叨,伯母很严肃地告诉我们:“伯父的汽车,是为了他的工作需要而配的,不能为了家里孩子上学用。”当时住宿学校要求星期天学生要到校上晚自习,但有时星期天晚上家里有非常精彩的晚会的票,我们都还小,忍不住想看。伯父、伯母就要求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回校上晚自习。从此,我们养成了遵守纪律的好习惯。

    我的二弟秉钧,三妹秉宜在八一学校上小学二三年级,平时周末乘公交回家。放寒假,秉宜看到别的同学被家长接走了,急得去找哥哥。秉钧也着急,写了封信给伯父,说请派车来接,因为有行李要拿回家拆洗。下午有个叔叔骑着自行车来了,在学校门口雇了两辆三轮车,回到了中南海。回家后,伯父先表示歉意,说工作忙得忽略了他们的放假日期,但马上又教育他们不可用公家的汽车。

    记得一次暑假的早晨,我坐在院子里看书。伯父他常年习惯于夜间工作,通宵达旦,睡几个小时,就又要起来去工作了。这天早晨,伯父睡前走到院子里来透透气,看到几个战士在打扫庭院,而我却坐在椅子上看书,他很不高兴,立刻批评我不爱劳动,不与战士们平等相处,让我与战士们共同打扫院落,才回房睡觉。从此,我知道了在战士们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不能有高人一等的思想。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从基层农村小学,被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伯父知道后,立即追问我: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与他的关系,照顾我到城里的。我告诉他,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而小学里党员极少,只得把我抽调上来。这样,伯父才无可奈何地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才好。”

    伯父自己从不享受特权:他开会喝茶,自己带茶叶;理发乘车,要付汽油费;出去逛公园,一定买票;到剧院看戏,不但买票,还要黑灯时入场,决不影响群众;院子里树上的水果成熟了,他会让分给工作人员共同品尝,他来付费,他说这是公家的地,公家的水浇灌出来的,当然应该付费。

    伯父住的中南海西花厅,是清代的建筑,地面铺的大方砖年代久了,很潮湿。伯父、伯母的膝关节得病疼痛,医生建议改为木地板,他不允许。六十年代初,一次伯父伯母到外地开会,时间比较长。他的秘书何谦请来工程队更换了地面、破旧的浴盆和床,以及办公室、卧室已经破旧的白布窗帘。伯父回来一看,大为恼火,质问:为什么这样大兴土木?为什么事先不向我报告?这么讲究,我怎么能住?算一算要多少钱,我得付钱,不能让公家出!但秘书说,他的钱根本不够付这笔费用。他生气地说,那我不能在这里住,临时到别处住,让把床换回去,把破旧窗帘换回来。当然,地面、浴盆没法换。然后他在国务院会议上自我检讨,说自己平时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现在国家还很困难,造成这样的浪费。他在会上没有一句批评秘书的话,完全自己承担了责任。

    文革中,伯父有时会到一些学校了解情况,午餐时他就到大食堂排队买饭,照价付钱票、粮票,这在一些有关周恩来的展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卫士们保存下来的收据;他到农村,就坐在老乡的炕头上、门前台阶上,端起老乡的黑粗碗,吹掉漂浮在上面的杂草就喝水。他与老百姓心贴心!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总理!哪个国家有这样难得的好总理呀!什么叫“廉洁奉公”;什么叫“廉政”;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榜样!

    伯父对我的伯母邓颖超也同样是要求严格的。建国初期,因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就坚决不准伯母在政府里任职。伯母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定工资级别时,主席蔡畅定三级,伯母知道伯父疏者宽、亲者严的思想,主动提出不定四级,而定五级,到了伯父那里审批时,又给降到了六级;国庆十周年,因邀请的外宾较多,在审批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时,伯父又将伯母的名字划掉;伯母有时随同伯父到外省市考察,只要与伯母的工作无关,伯母和她工作人员的费用,就都由自己承担;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时,这个消息伯父对伯母也做到了严格保密。1974年,根据伯母的资历与才干,组织上拟安排她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因伯父坚决反对而作罢。直到伯父去世后,伯母才知道此事,并正式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1983年,她又当选了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伯父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

    我上初三时,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看到年轻活泼的女教师,从城市来到农村学校当老师,在她年老时,好多学生去看望她,她的学生们,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做了拖拉机手、火车司机、演员、教授、作家、飞行员等等,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我就感到做教师特伟大、特崇高,非常神圣,再想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我就想做教师,去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于是积极报名,参加专门培养小学老师的北京师范学校的保送入学行列。

    我的初中是北京有名的师大女附中,到高中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都有机会到苏联去留学,这可是当时青年们所热衷向往的最佳选择。学校教导主任专门找我谈话,问我家长是否同意?让我回家征求家长意见。我问了父母,又去问伯父伯母,伯母非常鼓励,说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老师去培育人才,学师范很好,她就是十六岁当的老师。

    在北师的三年中,我要当老师的思想非常牢固,常常看《人民教育》月刊,知道了我们国家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缺乏,更加感到自己当了师范生的责任重大。临毕业时,北师大来校招生,三分之一可以去上师大。但我有不同意见,写作文说:我们国家有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资缺乏;有的小学刚毕业就当小学老师。所以我们这些国家培养了三年的人民教师,就应该立即投身到小学教师的队伍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学校读书。所以我根本就不报名上大学,还要求到农村去当老师。当时学校党支部发现我的思想觉悟还不错,毕业前发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十八岁。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朝阳区农村小学当老师,在伯父伯母多年教育下,我的思想准备是去过非常艰苦的生活。到了这个农村一看:通公共汽车(一天大约有三、四班)、有两条街道、有小商店,学校里还有电灯、电话,不用点煤油灯!啊呀,简直太好了,这一点也不艰苦呀,满意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对物质、环境要求越低,而又能精神饱满,心情就越好,这就叫知足常乐。

    但是三个月后,我被调到区委机关工作,以后因为一直是服从组织分配和调动,而没有再回归到教师的队伍中来,这是我很大的遗憾。

    1965年7月,因北京人口过多,为减少北京人口,国务院有个政策,凡夫妻俩一人在北京,一在外地的,无论男女,都从北京调往外地。当时我在朝阳区委工作,因我丈夫在西安部队,我认为国家有政策,我们就应该遵守,就应该执行。这样我们在西安工作了五年,又在贵州遵义的山沟里工作了四年。四十年前条件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都无怨无悔。

    1974年初,我丈夫接到部队上级调令回北京,我没有调令,就没打算一起回京。我们整理好他所有的行李,而留下我的日常用品。第二天他该上火车了,我陪他向部队领导辞行,部队领导问我们什么时候再来西安?他说我还在西安,他会来探亲。部队领导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一同调走?我说我没有调令呀。他们想当然地说:你回北京安排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还要什么调令啊?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路,只能按组织手续办事,直到我按随军家属的正常手续调回了北京。就这样,我们再到西花厅去看望两位老人时,伯父又严肃地盘问我:你离开北京工作已经九年了,现在回到北京,是不是照顾到和我的关系,才回来的?我伯母在旁边提醒道:“恩来,你别忘了,人家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是随军调动回来的。”伯父这才不再盘问。

    而在我几个弟弟妹妹的参军问题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伯父就有不同的要求,原则就是,在工作前途的选择上,要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

    1961年我二弟秉钧高中快毕业了,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他已入围参加体检。一天伯父找他去谈话,问他“万一体检不合格,当不成飞行员,就去服兵役,不上大学,怎么样?”秉钧毫无思想准备,不能理解。伯父动员他说:“今年农业受了灾,需要很多劳动力,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这也就支援了农业生产,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这样,秉钧放弃了考大学的志愿,愉快地参军,当了飞行员。伯父又要求他到战斗部队飞歼击机,而不要飞运输机。这样,就是把牺牲的可能留给自己,而把安全的机会让给了别人。1965年,伯父又支持四弟秉华不考大学,积极服兵役当了兵。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青年学生的最好选择,就是上大学。好像考不上大学,才会去当兵。而伯父根据国家的利益,形势的需要,让他们都直接当了兵。

    1968年我的五弟秉和十六岁,六妹秉建十五岁,他们前后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伯父伯母积极支持他们。他们在农村,牧区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经常吃不饱,甚至还有危险。但他们精神状态好,都入了党。1970年底征兵时,他们都被基层组织推荐,经过正常手续入伍,他们都高兴地向父母和伯父伯母报告。因为当时没有大学可上,而解放军的威望最高,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并且在生活上也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伯父、伯母却要求他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延安农村,回到内蒙古牧区!伯父、伯母谆谆教导他们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越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作个普通农民和普通牧民,把参军的机会让给其他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青年牧民。

    最后,在绝大部分“知青”都陆续回城后,秉和在农村八年,1976年考入清华大学。秉建在内蒙古生活、劳动十年后,考入内蒙古大学学习蒙古文,又按照伯父“在内蒙古找一位蒙古族青年成家立业,共同改变边疆落后面貌,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的要求,与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秉建在内蒙古生活、劳动、工作了26年,1994年被组织上调到北京工作。

    经过多年的言传身教,在我们的思想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他对你的要求就越是严格,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去做,要知难而上,带头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做个普通劳动者!这就是伯父一贯的“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

    

    我的伯父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始终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绝不以位高权重而谋求一丝一毫的特殊待遇。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认为,这些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这种做法是本来就应该的,很自然的。

    伯父、伯母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几十年干革命,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可能的牺牲,从来没想到过取得政权后,还当个什么官。想起几十年来牺牲的那么多战友与同志,我们只是幸存者,我们要替他们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还有什么权利去考虑个人利益,还有什么权利不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呢?”所以,建国后他就曾告诫全党说:“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劲头,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强国。”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而这番话,今天依然值得广大党员干部深思。

    如今,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亲爱的伯父已经去世39年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学习他、宣传他、纪念他?为什么在老百姓当中,他始终享有崇高威望和光辉形象?我想,就是他“大公无私”,“一心为民”,一辈子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就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兴旺,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就如他童年时立下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一生都是在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他为中华之崛起而生,为中华之崛起而战斗不息!这就是他伟大人格魅力的根源。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都仰慕周恩来、敬佩周恩来,并要学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但学习起来,内容太广泛、太深刻、也太深奥。那么,应该如何去学呢?这就要在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中,必须首先考虑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决不能有损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在两者发生矛盾时,那我们就只能毫不犹豫地服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创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争优创先,并以此指导我们的事业,就更应该如此。

    周恩来在临终前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要把我们的党搞好,把军队搞好,把人民生活搞好,这样,无论是对祖国的统一问题还是任何国际风云,我们都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时刻牢记他这番“求其在我”的教诲,在自己日常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以实际行动一点一滴的学习周恩来精神。如此,就一定能把我们的生活创造得更加美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强盛,让我们的民族更加兴旺,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幸福,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与繁荣昌盛!

    (作者:周恩来侄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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