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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2014-10-27 09:55:08 来源:中国政协 张永飞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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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而在全国两会上,呼吁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弘扬烈士精神的声音也早已有之。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罗援是其中的积极奔走者之一,他于2011年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设立“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的提案,引起全社会的热烈讨论与响应。三年以后的今天,当提案内容变作现实时,罗援感到一种 “无比的欣慰和振奋”。

    本刊记者:“将清明节前一天定为‘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简称‘英烈日’,先缅怀先烈,再祭奠亲人”,这是您在2011年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中的建议,在全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您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要提这样一件提案?

    罗援:这是一件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形成的提案。追终慎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中华民族历朝历代不乏岳飞式的精忠报国之士,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更有许多杀身取义的仁人志士,他们的功绩和精神彪炳千秋,值得世代传承、缅怀。

    但如今,看看我们的周围,“烈士”似乎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有些烈士的名誉受到诋毁,有的烈士陵园遭到破坏,有些教科书中的英烈事迹被删除,一些地方大搞迷信复古活动的同时却对纪念英烈置若罔闻,有些烈士的亲属正陷于贫困,一些地方老兵祭奠殉国战友的活动竟被以“维稳”为由取缔……这些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种种,常常让我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感觉。

    而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一段经历,也是我最终提出这件提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期间,每当我从住处去往办公地点时,都要经过阿灵顿公墓,那白花花的几万个墓碑和终年不熄的长明烛,让人的心灵备受震撼;阵亡将士纪念日时,美国政要与民众一起向阵亡烈士肃穆致哀,当那哀婉的安息号响起来时,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对生命的敬畏。

    那么我们国家的英灵呢?我当时想,也许我们在物质上不能给我们的烈士以超过美国的待遇,但起码在精神层面我们不能输给任何国家,中国军人应该有尊严地站着,有尊严地躺下,这是一种人性的张扬和软实力的竞争。那时我就萌发了设立“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滞韩朝烈士遗骸归葬回国和建立“中国军人烈士公墓”的想法。庆幸的是,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变为政协提案,更欣慰的是,前两个提案目前已落到了实处。

    本刊记者:您的这番话真是让人心生感触,更好的纪念和缅怀烈士其实是所有中国人心底的呼声。在您为此呼吁奔走的3年后,“烈士纪念日”终于在今年8月底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尘埃落定,对烈士纪念日的名称和时间作出了明确,并规定每年在国家层面上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罗援:当我听闻这个消息时,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振奋。虽然其中的一些设置与我在政协的提案有细微差别,但在本质上是高度契合的。比如,我提出的名称是建立“英烈纪念日”,“英烈”不仅应该包括共产党的英烈,还应包括国民党的抗战英雄,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英烈”是一个包容性很广的概念。这次确定设立烈士纪念日,恰与我提案的初衷不谋而合。另外,将烈士纪念日的时间定为国庆节的前一天,与国家庆典连在一起,更有吃水不忘打井人,继往开来的用意,立意更加深远。

    最重要的是,这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烈士纪念日。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具有不可触犯、不可随意更改和随意中断的刚性。一旦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各级政府、社团、公民必须严格遵守,这将以一种强制的手段,结合国民教育,把尊重烈士、弘扬烈士精神变成一种国家共识和国民意志,从而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形成一种尊重烈士、感恩烈士、学习烈士精神的良好氛围,为继承烈士遗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刊记者:烈士纪念日是一个弘扬烈士精神的“时间纪念碑”,让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日子里都会更加深情地怀念和缅怀革命先烈,并沐浴在壮怀激烈的烈士精神中。对于烈士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您如何看待烈士精神?有些人说当今时代已经不需要烈士精神,您如何看待这种想法?

    罗援:在我看来,烈士精神主要包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是核心,只有对祖国、对民族无限忠诚,才能义无反顾,冒死犯难,无怨无悔,视死如归。革命英雄主义是灵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所有烈士共有的精神品格,为了理想和信念,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励志名言,比如“我自横刀向天笑”,“脑袋掉了最多碗大个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越挫越强的精神支柱。现在有些人扬言烈士精神已经过时了,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们的亵渎,而且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必将遗患万年。烈士精神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尊重烈士,就是尊重生命,尊重历史,也是尊重自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崇尚英雄的民族,不会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没有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平时,无法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战时,恐将遭受亡国灭种的噩运。

    本刊记者:对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解读,许多人都会将之与当前的一些国际形势联系起来,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近段时间频频鼓骚生事,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造成了严重伤害,在这个节点设立烈士纪念日是否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

    罗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以立法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举行隆重的国家公祭活动,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强化全民族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是对一些国家挑衅行为的有力回击。

    日本对其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日本政要频频参拜供奉有14名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不仅是亵渎历史,更是对中国人民的羞辱和公然挑衅,我们必须针锋相对。日本在靖国神社敬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被远东军事法庭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战争恶魔。既然日本可以“拜鬼”,那我们就必须“敬神”,以正气浩然的“钟馗”去镇邪、降妖、打鬼。

    本刊记者:正如您刚才说到,爱国主义是烈士精神的核心,弘扬烈士精神是生动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当前社会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常常会出现一些嘲讽和消解爱国主义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罗援:我也关注到这种现象,一些网友在网上为党和国家鼓与呼,竟然遭到围攻;一些网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竟然被诬称为“爱国贼”。爱国有罪吗?甚至有一些人在网上狂妄叫嚣,要“支持汉奸,理性卖国”,难道卖国还有理有功了?这种言论理应受到鞭挞和批判。好在中央正在下大力整饬这种歪风,否则,一旦外敌入侵,那些网络上的“带路党”很可能就会变成实际意义上的“带路党”。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我们一度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有所放松,使境内外一些对我党、我国心怀叵测的势力和人趁虚而入,形成气候。另一方面,也要反思我们的文化,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贯穿着忠贞之士与佞臣小人之争,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大地上涌现出了那么多的“皇协军”、“伪军”和汉奸文人,这种“汉奸文化”现象只是微波逆流,但它是中华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剔除。

    但对于一些理性的意见,当然还是应该认真倾听并加以吸收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一些不理性和过激的言论也要具体分析。除极少数是从内心里就仇视我们国家之外,也许有些人是在社会上遇到不公境遇来网上发泄;也许有些人想凭“雷言”、“雷语”博人眼球;也许有些人是政见不同,到网上来争鸣……但不管怎样,爱国都是底线,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建议是受欢迎的,发一两句牢骚和怨言也应当是允许的,但绝对不能造谣、污蔑、诽谤,绝对不能触犯法律的尊严。

    本刊记者:这种现象其实是在“自媒体”的爆炸性发展后而表现的尤为突出。“自媒体”的特征是人人都有发言权,各种声音充斥网络,不同的价值观交锋碰撞,这尤其让思想未成熟的青少年出现迷惑和混乱。那么在新时期如何做好英烈教育和爱国主义宣传?

    罗援:我认为绝大多数青少年的思想还是积极和健康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我相信在他们内心深处都孕育着爱国主义的潜质。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激活和正确引导这种爱国潜质?一般的说教,让青年们感到乏味;填鸭式的灌输,让青年们产生逆反。“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成为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的两个困境。我们必须要适应网络时代的新特点,揣摩和掌握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对他们的价值取向给予正确引导,使正能量可以入耳、入脑、入心。对互联网和地下出版物要加强管控,现在这些平面和立体出版物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渠道,在他们处于好奇心极大,又缺乏辨别力的情况下,很容易被误导,从而形成扭曲的世界观和有瑕疵的价值取向。我相信“烈士日”的设立会提供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平台,使广大青少年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正衣冠、端品行、树正气。

    罗援: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退役少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1968年入伍,曾参加抗美援老(挝)作战。1978年1月调入军事科学院工作,1992至1993年在丹麦任国防副武官,1999至2000年应邀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2011年两会期间,罗援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设立“中华民族英烈纪念日”的提案。

[责任编辑: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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